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外合作办学应经济全球化加速而生。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中外合作办学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更聚焦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审批、管理、评估、退出机制，着力提升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被更多国人认可、选择。

　　今年是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以下简称“国际商学院”）建院20周年，作为中外合作办学领域起步较早的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商学院一直以来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己任，以推进全校整体国际化进程为宗旨，致力打造一流的国际商学院。近日，国际商学院院长孟韬接受《神州学人》专访，分享学院20年来的办学实践和有益经验，希望以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也为教育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案例和更加多元的视角。

探索一条本土国际化道路

　　记者：一直以来，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致力于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化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商学院，在此过程中，国际商学院积淀形成了哪些有益经验和可借鉴的方法？

　　孟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北财经大学就已开始校校合作等方式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申请获批在全国是比较早的。2002年，国际商学院成立。此后，国际商学院先后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最多的时候与5个国家开展了9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后来经过项目的合并淘汰，目前与英国奥斯特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合作建有4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多国合作，我们将各个国家的优势进行了引进、消化、吸收、融合、创新。起步早、多个项目、多国合作是国际商学院快速发展形成的经验之一。

　　通过这20年的办学实践，国际商学院还探索出一条本土国际化的道路，发展形成了拥有独立建制的国际化学院，打造了一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合作办学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是建成具有国际化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商学院的重要依托。其中，最根本的经验是国际商学院始终以学生学习和成长为中心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记者：您说其中一条经验是国际商学院探索了一条本土国际化的道路，是如何探索实践的？

　　孟韬：我个人认为，本土国际化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商学院20年的发展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发展是同步的，可以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样本来看。20年来，国际商学院也始终在探索本土国际化的方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02年至2009年，我们共设立了9个项目，均为“2+2模式”，即学生前两年在国内学习，后两年出国留学，如果没有达到出国的学术条件，可以重修课程，满足条件后第二年再出国留学。这一阶段我们主要是学习国外的教育模式。

　　第二阶段是从2009年至2015年，我们开始探索本土国际化的道路。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经验以及国外大学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经验，我们尝试构建自己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不送学生出国，不和国外大学合作，也不拿国外大学学位，仅通过吸收国际化人才培养经验自主培养人才，即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称为本土国际化或在地国际化。目前，国际商学院设有两个本科国际化独立培养专业——会计学和金融学，从最早时一个专业只招30人，到现在一个专业能招将近300人，规模扩大非常快，也侧面说明社会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认可。

　　第三阶段是从2015年至今，国际商学院的办学层次从本科提升到了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合作方不再是国外大学，而是国际的公会组织，这是我们探索国际化的另一个思路。金融专业是和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合作的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会计专业是和澳洲会计师公会合作的注册会计师（CPA）。我们希望探索“课证一体化”的教育模式，“课”即课堂教学，“证”即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将与相应职业资格考试相对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嵌入教学中，以此推动实现学生在毕业时同时获得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本土国际化实际上也包括我们与国际公会合作的“课证一体化”教育模式。目前，我们还计划继续申请中外合作办学的硕士研究生项目，我们已经探索出一种硕士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模式，正在寻找更多的模式。

以国际化特色培养一流人才

　　记者：中外合作办学是拓宽人才培养路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途径，国际商学院为此做了怎样的探索？

　　孟韬：国际商学院提出的口号是要培养扎根中国大地、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卓越财经人才。围绕这一目标，我们探索形成了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包括语言国际化、教学方法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环境国际化等，着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等。为深化学院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将书院制与国际化教学模式相结合，从学生服务和课程建设两方面入手，打造体现“三全育人、五育并举、三线合一”的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书院制更加强调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和对人的素质教育。为此，我们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启智明德”“中西方文化比较”等中英双语通识课程。此外，我们给本科生配备有学术导师和班主任，让学院内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混住在一起，加强不同专业背景学生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信息互通的效果最大化。

　　在课堂教学之外，我们同样注重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的建设。在第二课堂，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园内的各类文体活动，国际商学院也组织开展多类竞赛活动，包括英语演讲比赛、英语短剧比赛、英语配音比赛以及学院与国际公会合作的商业案例分析大赛等。

　　在校外的第三课堂，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这也是国际商学院人才培养的另一大特色——实用型。我们成立了职业发展中心，专人负责职业训练营以及实习培训的开展，和四五十家企业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有100多个课外导师。课外导师会定期给学生开讲座、作报告，其中很多是职业经理人来分享他们的前沿业务和实操方法。2019年，我们申报的实践育人项目——“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思政教育、实习实践、课堂教学‘三线合一’的育人模式探索”入选教育部第一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2022年1月，国际商学院获批辽宁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院（系）。这些都是对我们人才培养经验和特色的肯定。

　　营造国际化育人环境也是国际商学院打造国际化育人特色的实践之一。将国际化作为“空气”，浸润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每时每刻。国际商学院设有独立的教学楼，通过营造整体的国际化氛围给予学生沉浸式体验。如在教学楼的大厅内以及在楼梯台阶的侧面贴上英语的名言名句，在一楼大厅设有咖啡厅，让学生一进门就能闻到咖啡的香味。同时，咖啡厅也是为学生打造的实践基地，学生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来“承包”，一年一换。四五个学生成立一个模拟公司，先撰写商业计划书，通过评审我们挑出最好的3本让学生现场路演，学生还会积极地制作咖啡样品给评委品评，我们也会找餐饮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评审来最终决定。

　　记者：目前的培养效果如何？

　　孟韬：国际商学院目前已累计有4000余人毕业，约有50%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出国深造，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国际名校。近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学生出国率有所下降，但这两年学院学生的国内保研成绩十分突出，很多学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录取。在就业的学生中，90%的学生在世界知名跨国企业集团、国内高层次机构、中国跨国企业中任职。我们对用人单位做过回访调研，具有国际视野、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是用人单位对我们毕业生的普遍评价。有用人单位给我们反馈说，我们的毕业生在与人沟通时很自信，应变能力也很强。这种沟通及应变能力是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与我们平时互动式的课堂教学是分不开的，加上英语能力强本身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一大优势。

有效推动高校改革与发展

　　记者：中外合作办学在推动高校体制机制改革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国际商学院的实践来看，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孟韬：中外合作办学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对高校体制机制改革起到了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探索了现代化大学制度的雏形。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双方需要共同成立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双方院校领导组成，负责制定合作办学的重大决策。这是为中方母体学校做的一次管理架构上的有益探索。

　　在人事聘用制度方面，国际商学院进行了行政人员的聘用制度改革，以合同制为主要方式聘用人才，以及探索了教师的常任轨制（Tenure-track）。这些制度的改革对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非常有利。在人事制度上我们进行的另一个探索，是推动海外人才的柔性引进。通过和国外大学的合作，我们聘请外方高水平人才包括已退休的教师为我们讲课、作报告，带领青年教师共同开展科研等。在我们的带动下，全校其他学院也开始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人才。

　　我们还推动了委员会制度，国外大学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对质量保障体系的各种委员会特别重视，国际商学院现在已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学生沟通委员会等，鼓励师生通过委员会共同参与学院的管理。此外，我们还设置了院长信箱、院长接待日等。

　　受疫情影响，我国学生出国学习困难。为了缓解这一影响，教育部从2020年开始发文，支持部分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面向出国留学受阻的学生招生，且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像宁波诺丁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上海纽约大学等，都接收了很多这样的学生。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学生出国学习的困难，也是一次对高考招生模式的探索和创新，相当于是以自主招生的方式将受阻学生转到中外合作办学。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继续探索这一方式。

　　记者：疫情下，中外合作办学成为许多学子的新选择，您如何看待疫情带给中外合作办学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商学院是如何应对的？

　　孟韬：现在，有很多原来想直接出国的学生转向了中外合作办学，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关注度比以前更高了。除了刚才所说的政策支持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实现了“4+0”双学位，给学生提供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学习体验，包括国际商学院与英国奥斯特大学合作的会计和金融两个项目。

　　疫情以来，中外合作办学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线上授课的教学质量保障等。为此，一方面，我们鼓励海外的教师回中国，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为线上授课的外教配备助教，协助他们教学。

　　为应对线上教学，我们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了升级改造，现在学院共有8个网络教室，添置了设备，增加了带宽网速，配备智慧教室，等等。我们还加强网络教学过程中的监管和质量保障，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也委派负责教学的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去听网课，了解外教及中教实际的上课情况，根据情况及时进行改善。

　　记者：引进和吸收进而实现中外资源的“融合”，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您认为，在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应如何实现从引入教育资源到带动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助力构建教育新发展格局？

　　孟韬：之前提到我们把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后，经过吸收、消化、再创新，形成了本土国际化的方式。这种融合对全校同时起到了辐射带动的作用，东北财经大学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国际商学院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实施方案》。以国际商学院为实体，打造实体+平台的模式，将国际商学院的国际化经验辐射到学校的其他学院，加强合作办学的辐射外溢作用。

　　中外合作办学在一所大学里，不应该是国际化的孤岛，而是要随着合作办学的发展，带动全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像现在，我们开始聘请其他学院的教师给我们的学生上双语课程，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其他学院开设双语课程，重视国际化理念方法以及双语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时，我们每学期会让国际商学院的外教在全校开设1-2门全英文的公共课程，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这种融合辐射作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以及教育国际化都在不断升级。最早是校际间的交流合作，以师生互换的方式进行短期交流互换，随后办成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再后来办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甚至未来会办成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等等。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就是由原先国际商学院的一个合作项目孵化成为现在学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随着教育国际化需求的不断升级，国际商学院又孵化促进了其他一些机构的设立。萨里国际学院是针对计划内招生，而针对计划外学生的需求，我们孵化了东北财经大学跨境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时与东北财经大学出国留学培训基地合并，成为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跨境教育中心，负责出国留学培训、来华留学教育、高中国际化创新创建和跨境教育理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也是由我们聘请的一位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世界知名的学者所建立，原先研究院是在国际商学院内，成规模后就独立出去了。

　　所以说，中外合作办学是大学里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不断扩大视野，开展新的合作，孵化新的机构、中心，等等。将合作办学的资源充分利用，融合再创新，提升学校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以高水平促“双一流”建设

　　记者：近年来，教育部通过“依法终止”和“退出机制”等举措，有效保障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提质增效新阶段，您认为，该如何有效激发中外合作办学的内生动力，实现高水平办学？

　　孟韬：“依法终止”和“退出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有优胜劣汰才能保证良性竞争。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水平办学，我认为要继续强化入口、出口、过程的审核，以及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入口首先要严格，所以要严格新项目和机构的审批。现在审批部门对评审专家的挑选、培训及纪律要求都非常严格，评审专家也都非常负责，审批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修订得更趋于合理。入口严格了，才能更好地把控出口。我曾参与过多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包括一些评估指标的修改，看到过有的学校在拿到评估通知后就决定退出的情况，说明评估起到了威慑作用。所以，强化退出机制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出口入口两手抓，还要加强过程审核。评估和认证就是过程，评估目前由教育部学位中心具体实施，常态化每4年一次，对于评估中发现办学存在严重问题的机构和项目，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限期整改、停止招生等处罚措施。认证实际上相当于择优拔高，在认证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像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做的AACSB教育认证，以制度严、标准高冠居全球，获得认证将代表着商学教育达到世界级水平，很希望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认证也能做出这样的“金字招牌”。通过认证，可以增强做得好的项目和机构，实现以认证促动建设。同时，通过认证树立示范性项目和机构，带动其他新设立或质量有待提高的项目和机构参加认证进而提高。

　　加强社会监督，同样能起到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建设的作用。现在有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信息在上面可以查到。未来，可以让公开信息更加完善，通过信息公开来加强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督，包括将评估和认证的信息向社会公布，也包括更多媒体的客观报道以及学生、家长的客观评价。这种更公开、更透明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知度，也能让公众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外合作办学。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您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该如何作为，以推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

　　孟韬：第一，要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毫不动摇。虽然现在受到疫情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教育领域要继续坚持开放，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以良性的互动增进互信、消除偏见。

　　第二，加快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内一流大学相继加入到中外合作办学的队伍中，也吸引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第三，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渠道优势，建设新学科、新专业、新课程。通过与国外大学的合作引进新的学科、前沿课程，尤其是在数字化背景下，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金融科技等数字化专业的建设，推进“四新”学科建设。同样，可以以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助力解决“卡脖子”难题。

　　第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海外高水平人才，助力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大学建设的根本在于大师，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用好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吸引海外高水平人才。尤其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以及一些优秀的合作办学机构，这些院校拥有独立的师资队伍，在引进海外高水平人才方面更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