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在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国际化教育”。如何在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保持国际水准，办世界一流的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胜任力的学生，是办学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本报就此专访了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长汤涛，以期提供思考与借鉴。

中外合作办学前景广阔

 　记者：您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又长期任教于加拿大、中国香港，从您个人经历出发，您认为接受国际化教育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收获？

 　汤涛：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接受国际化教育极大拓宽了我的视野，包括学术、文化、语言等方面，让我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理解和分析事物，对我的学术成就还有后来管理国际化大学很有帮助。对于学生来说，国际化教育能帮助学生锻炼独立思考能力，学会自立，认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新朋友，这对个人成长非常有益。

  记者：从高校领导者的角色出发，您认为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何意义？

 　汤涛：从更高层面来讲，我认为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意义重大。历史上有很多知名的留学归国人才，包括“留学之父”容闳、“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等，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科技、文化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扩大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在内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我们可以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实时了解世界的科技和教育前沿；其二，我们可以培养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学子，引入更多高层次人才，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三，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还能有效促进全世界70亿人的沟通与了解，重新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当下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其带来的挑战？您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会出现哪些变化或者发展趋势？

　　汤涛：因各国（地）入境、签证、航班等政策限制，线下交流变少了，国际交流合作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同时，线上交流增多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合作更加灵活，这是个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出国前景不明朗，一些原本计划出国的学生求学之路受阻，这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一些机会。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是第一所内地与香港合办的大学，自成立至今，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外合作大学经过多年努力，以优质的办学成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优秀学子报考。我想，后疫情时代国际化教育的关注点会逐渐放到中外合作办学上来。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有助于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的目标。

办学实践彰显中国特色

　　记者：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是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在您看来，应如何做到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汤涛：我想首先是要立足本土、立足中国国情。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早期直接移植境外校方的管理模式，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需要一个磨合、理解、适应的过程。其次，中外双方都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各自的理念，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这样才能实现办学模式的完美融合。最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要基于在中国实施国际化教育的语境，挖掘自身的办学特色。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为例，与多数研究型大学不同，我们致力于建设一流的博雅型大学，体现在我们既重视育人，使学生思想活跃、善于学习，具备深耕专业领域和跨学科发展的能力，同时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展思政课的新途径，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在爱国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形成全球视野和卓越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记者：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一直致力于建设新型博雅型大学，在您看来，什么是新型博雅型大学？在这样的大学里，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汤涛：一是教育理念新。博雅型大学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威望，其特点是以学生为本，师生互动多，讲求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心智的开启与扩展以及人格的培养与塑造，全方位关注学生身心成长。博雅教育是由西方舶入的概念，在中国的实践中需要作适当的改良。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在近17年的办学历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即在博雅教育、全人教育和国情国学教育课程中，大量且有系统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收效十分显著。

　　二是管理模式新。我们颁授香港浸会大学学位，学术质量保障体系严格、接轨国际，同时注重吸收中国育人传统理念，凸显新时代中国教育要求和特色。

　　可以说，新型博雅型大学融汇中西、贯通古今，致力于培养“博文雅志、真知笃行”的人才。

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记者：办学实力可以从多个层次考察，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是重要参考因素之一。在您看来，中外合作办学应怎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汤涛：服务所在地区或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大学必须从自身实际条件出发，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主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引领。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近年来新增了7个专业，涵盖文理、艺术等类别。新增专业主要是考虑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对相应人才的需求，其次是考虑学校自身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比如，我们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是个强势兴起的交叉学科领域，急需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高水平专业人才。再比如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是基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际需要、基于国际化大学的资源优势开设的，有助于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培养拥有中华文化深厚根底和国际学术视野，具备中英文沟通技能，具有良好理论素养与实践运用能力的中国文化传播者，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一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学校一直鼓励学科之间打破壁垒、增进交流，把交叉学科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当下阶段，我国在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学校在2022年拟新增社会学（数字社会科学）专业，这也是个新兴交叉学科，致力于培养建设数字中国所需要的人才。在增设交叉学科专业的同时，学校也在打造优质的跨学科科研平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带动多学科共同发展。

　　记者：随着技术迭代加快和全球格局演变，未来世界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身处具有创新基因的粤港澳大湾区，学校如何营造创新的氛围？

　　汤涛：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让人们深刻意识到教育不能只培养当下的专业人才，更要着眼于未来。我认为，未来的人才应该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包括独立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不仅能熟练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也要对其他学科领域有所涉猎。所以我们一直倡导，让理科生学习哲学、文学等，让文科生接触数学、商科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保持好奇心，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为了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我们会发展一些特色研究领域，以创新驱动研究，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

　　我们学校处于大湾区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具备独特的发展优势。学校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辩证认识事物，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的学生无论在学习还是在服务社会方面都很活跃。比如我们有个毕业生，读书时发动公益募捐，给贵州山区建起了一所小学；毕业后和同学一起在大湾区创业，探索办公和生活空间的变革，业务发展得很好。后来他进入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这让老师们很欣慰，说明我们的教育在大湾区结出了创新创业的果实。

牢牢抓住人才培养根本

　　记者：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学生，其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汤涛：我一直相信，一所大学，科研很重要，创新很重要，但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把上好课、做好培养学生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才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学生不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而应在德育、体育、心智、美育等方面均衡发展，这样走入社会后才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以我们学校来说，2021届落实去向的毕业生中，选择出国出境升学的占82%，全球百强名校输送率约81%。在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的大环境下，这份毕业生“成绩单”来之不易。这说明学校的博雅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国际高等教育界认可，这离不开学校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一直在帮助学生挖掘多方面的潜力，使他们既有扎实基础，又能多元发展，具备更强的可塑性。

　　得益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学生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看待事物更加全面；同时，学生有很积极的人生态度，敢于创新，敢于直面挑战。我观察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生留学后绝大部分都会回国，为祖国各行各业发展贡献力量，这也体现了中外合作办学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记者：作为一名科学家、“院士校长”，您对学生有哪些期望？

　　汤涛：我在很多场合分享过我的求学历程。我常对学生说，好好利用大学时光，要立志、要坚持、要动脑、要耐得住寂寞。如果要从事科研，我有四点建议：第一，兴趣驱动。探索自己的兴趣，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跟风，要保持原创性。第二，持之以恒。科研过程或许枯燥，唯有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才能做出原创性成果。第三，开阔视野。需要沉下心来，脚踏实地求学工作，也需要有长远的目光和开阔的视野，为人生的渡轮导航。第四，家国情怀。要有社会责任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作贡献，做时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