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润在汉阳大学

　　如今的韩国街头几乎没有不戴口罩的人，这和疫情刚暴发时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的景象截然相反。晚上和父母视频聊天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这让时刻牵挂我的他们心安了不少。

　　元宵节回到“相对安全”的首尔

　　疫情之下，和所有国人的感受一样，我们也几乎没有感受到春节的喜悦。元宵佳节，疫情所制造的阴霾依旧笼罩祖国大地。

　　2月8日正值元宵节，我准备返回韩国。

　　此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国内蔓延，新增病例持续增加，抗击疫情形势极为严峻。而韩国一直到后来的2月18日，确诊病例的数字也只不过是31，加之课程和实验进度十分紧张，和家人商量再三，回到韩国是一个明智合理的选择。

　　春节以后，国内的防控要求逐渐严格，我们一家人也一直隔离在家。为了去济南搭乘飞机，妈妈提前办理了通行证，把我送去机场以后，她返回家中再次被要求隔离14天。

　　飞机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直飞韩国首尔，下了飞机，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大概是疫情只是局部暴发，此时的首尔没有一丝疫情来临的紧张感。机场人头攒动，很少看到戴口罩的人。

　　但当时，入境韩国的中国旅客受到了最严格的海关检查。如果疫情没有暴发，我持外国人登陆证即可通过快速通道入境。如今，因为疫情的缘故，入境时我需要测量体温，个人信息会被严格检查与记录。除了检查并记录我的外国人登陆证这一常规操作，我还必须有可以通讯的韩国手机号码（机场海关和法务部现场核实），同时，我必须下载一个可以定位所在位置的APP，详细填报工作、学习场所和居住地址。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后，我才能够出关。

　　回到学校，我还没能进宿舍放下行李，就被行政老师带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一栋建筑隔离，接下来的14天，我会在这里进行隔离，活动范围不得超过这栋建筑。隔离空间的基础设施完备，每日三餐供应，服务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在安全度过了14天隔离之后的一周时间，我仍需要每天去行政办公室汇报体温和身体健康状况。如今，这种汇报身体健康状况的方式转为短信。

体温测量与汇报

学校隔离时提供的房间

学校隔离时提供的房间

　　韩国疫情暴发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在我隔离的这段时间，疫情已经逐渐在韩国蔓延。我关注到，不管是韩国的当地媒体还是中国国内媒体都对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进行了报道。

　　我个人也觉得这应该是导致韩国疫情暴发的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新天地”的集会活动。2月19日，大邱市一位老奶奶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她在2月9日和16日先后两次参加了“新天地”大邱教会的集会活动，一起礼拜的人有1001人。至2月20日，这1001人中，已有90人表示出现了感染症状。

　　第二件事是“光华门”集会活动。2月22日下午，超8000名韩国首尔民众不顾禁令，如期举行首尔光华门集会。集会游行当天，首尔市长在现场紧急呼吁市民停止聚会，并劝告游行者离开，民众不但不听，还对市长进行抗议和辱骂。

　　韩国人很快就为他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轻视付出了代价。到2月25日，韩国的确诊病例就已达到977人，死亡11人，成为中国以外确诊患者最多的国家，大邱也成为韩国疫情的重灾区。

　　期间，我所在的学校也出现了一例感染病例，学校将整栋建筑进行了封闭隔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防控措施，这着实令人担忧。

　　疫情暴发，韩国人终于做出了改变

　　好在韩国政府没有对疫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频繁为民众推送防护信息、及时透明公开感染数字、研发最快检测确诊试剂盒、及时隔离感染病例，等等。虽然韩国的形势依旧严峻，但是疫情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实验室办公桌一角

　　在汉阳大学，我攻读的研究生专业是纳米工程，作为一名工科生，平时要做一些工程学科的实验、设计，还要在实验室帮助导师做一些实验辅助工作，所以，我的留学更像是在做一份工作。我所在的汉阳大学工科大学院已经形成了一项纪律，每周6天，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我都会在实验室待着。

　　虽然这般“研究僧”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但好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想象到了因为语言问题在学习中存在的障碍，想象到了因各种实验不顺利带来的挫败感，也想到了没日没夜地看文献、做实验的繁忙状态，甚至想象到了拥有一个脾气火爆、性格倔强的教授导师……

　　这些的确都发生了，比如我性格倔强的导师。但是最近一周，我发现，这个起初对疫情毫不在乎、坚决不戴口罩的教授开始戴上了口罩。

　　今天，在实验室做助理的一个本科生迟到了，问其原因才知道，他是步行来实验室的。他说，觉得走路要比乘坐公共交通更加安全。如今，在韩国的校园里，在城市街头，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佩戴口罩了。

　　学习工作的繁忙节奏让我很少有机会去感受韩国人的生活，但是因为这次疫情，我从周围人的身上，更多感受到的大家的生活状态，以及韩国人对防控疫情的态度和表现。

　　口述/李士润（韩国汉阳大学纳米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整理/卢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