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蔓延和各国不同的应对策略，使全球防疫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场拉锯战。如果说防疫是一项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上半场，世界下半场，而我可以说参与了全程。

　　这里想分享一些小事，起因是某天早上收到德国“小老板”玛莉亚送来的一盒医用外科口罩。玛莉亚是临床医生，在工作之余会回到实验室带我做实验。昨天听到我说一个口罩戴几天，今早就带了一盒口罩来给我。目前德国境内多数口罩都被征用到医院，优先供应医护人员或病患，所以她突然赠与我这盒口罩，于我而言，份量何其重，不言而喻。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于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打听如何能从国内买到医用N95口罩（在国内防疫期间，我作为普通民众没有用过N95口罩），以及海外快递事宜。我想要自购少量医用N95口罩，回赠给在临床一线工作的玛莉亚，聊表谢意。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发了朋友圈之后的数分钟内，收到了数十位朋友的信息，其中有温暖的关心问候，也有热心的出谋划策，还有人表示想要爱心捐赠邮寄防护物资。感动这个东西，在心底一旦蔓延开来，便是铺天盖地。这就像美好的灵魂，总是闪耀着明亮的光，照耀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这一刻，我唯一能想到的言语是：我爱你们，远在祖国的强大的亲友后援团们。我安好，请放心。

　　尽管目前德国整体上疫情控制形势并不乐观，但是我所在的城市慕尼黑，相应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升级：第一，建议民众尽量居家，除了工作、必要的购物，以及个人或居住在一起的家人一起散步跑步以外，不要外出。第二，关闭餐馆咖啡厅等，部分营业的饮食店只能提供外带服务，取餐时要保持1.5米以上的社交距离。第三，关闭学校，取消3人以上会议，采用视频会议等。第四，公交车司机、超市营业人员等有了合理的防护，比如隔离屏障。第五，外出的民众少数戴起了口罩，多数人戴了一次性手套，主要用于必要时的外界接触。第六，目前生活物资供应还是充足的，包括厕纸……

　　与德国临床医生玛莉亚在做实验的间隙聊起了天，说起医院目前的防护情况，她说医院已经启动了各种应急预案：第一，取消了所有日常门诊，没有危及生命的病症不会接诊。第二，病人如果觉得自己的症状是急症，需要先电话咨询医生，由专门的医生判断是否为急症，是否需紧急就医。截至我们聊天时（傍晚6点多），当天我们所在的整个儿童医院只有2名急诊患者。第三，如果是发热患者，会被转接到发热专线，接电话的医护人员会完成一系列的情况咨询（比如接触史之类），再决定就医流程。第四，所有人进医院前要测体温，非工作人员不能随意进出，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第五，每天都有各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会议和培训，确保每个医护人员知道如何穿脱防护服，正确佩戴防护镜、手套和口罩。第六，清空了所有非紧急必须的住院病人，空出单独的区域，准备好一切，等待可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人。第七，一个班排两班医护人员，以防有人突然生病，备班可以补上，避免临时加班，确保医护人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保持体力和免疫力。

　　聊天之余，玛莉亚对我说，作为见证了中国的防疫过程及效果，又来到欧洲目睹并参与防疫的我，应该写篇文章，主要是在国内和欧洲的所见所闻，对比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

　　由此我开始思考：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做了所有中国公民应该做也都在做的事，过程和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再赘述也无意义。到德国之后，一开始只有散发的个别病例。我在结束14天的自我隔离之后，德国每天的新增病例开始增加，但速度不快。那个时候我跟所有人一样，出门没有戴口罩。不过，我已经回避了所有可能人多的地方，去实验室工作我也选择错峰出行，同时加强个人手部卫生，以及居住环境的厨房、洗手间卫生清洁等。在新增病例激增，死亡人数开始上升的时候，我外出时就戴起了口罩，所幸并没有遇到异样的眼光（可能有，但我没注意到，因为我做着对的事情，内心便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比国内与德国的防疫措施，不同点太多，比如在彻底限制出行、戴口罩等方面。只能说，同胞们高度配合政府的号召，全民居家，必要时戴口罩外出，把病毒迅速“闷死”，真正做到了防疫抗疫全民有责。而在德国，甚至整个欧美，一开始都只是把新冠肺炎当作普通流感，没有强调个人防护，这或多或少可能跟民众获取的信息有限有关系。至于戴口罩，亚洲人本来对口罩的熟悉度和接受度就高，即便是在平常的日子，于我们而言那都是常见的个人用品。而在德国人眼里，生病的人为了保护别人不受感染才戴口罩，生病的人都戴口罩了，没生病的人自然可以不用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购买而造成供应医护人员的口罩更加短缺也是原因之一。说实话，最后这个理由让我个人感动不已。

　　今晚归家途中，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偶尔来往的车辆，鲜有路人。抬头看看天空，星星无辜地闪烁着，像是不知人间疾苦，也像早已看惯生死。我想，如果星星可以开口，大概也是热腾腾的话语：愿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生活的希望和不期而遇的温暖。让我们携手同行，家国常安。

（作者就读于慕尼黑大学 Dr von Hauner Children’s Hospital 呼吸科专业间质性肺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