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前往“欧洲心脏”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攻读政治与社会学的博士学位。我的学科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式和社会观察视角，使得我既关注描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悲欢离合，也会思考国家、社会和文明在历史制度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同样，作为疫情快速发展、蔓延到初步遏制，中国和欧洲成为了相互借鉴防疫策略、考察和对比社会人文环境最理想的“参照物”。

　　焦虑

　　在武汉封城前的一段时间，大量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就已经开始关注国内的疫情发展和相关政策变化。在春节前后，即1月底，得知武汉医院医疗物资匮乏，我走遍了附近十几家药店，从店员口中得知口罩、酒精、消毒水甚至洗手液和退烧药早已被亚洲面孔抢购一空，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店中打包，然后去就近的快递点直接寄出。因此我和周围的朋友只好选择更直接的捐款，但同时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担忧。随着疫情在欧洲的蔓延，我们会不会也面临防疫物资短缺的情况，得不到及时防护？

　　随着时间来到3月初，我们都明白，欧洲这种既无能力追踪传染源，又不刻意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政策是很难阻止疫情扩散的。此时，相比较于“无知者无畏”的本地居民，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焦虑情绪迅速蔓延。我们年龄稍长一些的高年级学生深知疫情来临后，这种社会停摆本质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实则有限，但是小留学生们由于仍在成长中，生活技能有待提高，加上“休克式”停课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实际上需要特别关注。很多留学生朋友最开始时被德国的防疫政策所震惊，对英国的不作为感到愤怒，对美国的傲慢感到担忧。一些海外华人选择这个时间段，冒着飞机上容易交叉感染的风险回国，其实是对所在国家防疫公共政策感到无比失望，小留学生们更是一个个在外历经艰险，试着要回到母亲身边的孩子。

　　感到欣慰的是，我所在的比利时一直保留商业航班，特别是近几日更是传来了好消息，祖国新启用的包机航线仿佛雨夜中的一盏灯，无论你在哪里，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回归

　　不少人其实预料到了后续的发展，开始储备食品，提早从超市买回各类生活物资。在欧洲各国接连着手开始防疫工作，大部分国家进入“封闭”状态之后，大量实际落地的有效措施给了本地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们服下一剂有效的“定心丸”，早先的焦虑情绪随着所在国各项防疫措施的实行得到缓解，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在逐步回归正轨。

　　作者和合租的本地舍友把沙发和健身器械搬到了二楼阳台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不但为防疫物资匮乏的同学提供了“健康包”，还开通了心理辅导热线，随后还发起居家战“疫”主题微视频大赛。驻比使馆教育参赞时常在微信群里转发实用信息，为我们答疑解惑。除了上网课、写论文、朋友圈里秀厨艺，我们还能拍摄生活Vlog，拍美妆课程，做甜品教学，和其他朋友“云互动”，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图片来源：驻比利时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这段时间，我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前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其他大学进行一次重要的演讲发言，现在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线下的学术交流活动除了被取消之外，更多的转成了线上视频会议。疫情下的“闭关”其实并不会对社科学生学者们有太明显的影响，反而提供了一次极好的独处机会，让很多人有机会进行一次次思维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锋。

　　反思

　　首先，即使求学经历决定了观察视角和方法，但还是在思考任何社会问题时注意做到不极端。在这次疫情的开始阶段，许多人的情绪大起大落，往往看到一两条社会新闻就做出特别不理性的判断。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正义感和责任心驱使，但很多时候表达方式有待改善；至少在和朋友沟通时，我们实际上更多需要换位思考，更加照顾别人的感受和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到有效地交流，而不是单纯地情绪宣泄。简而言之，请关心同样关心你的朋友，要学会相互体谅。

　　附近的公园

　　如果实在控制不住情绪，欧洲大部分国家是可以外出锻炼的。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能调节情绪，一举两得。

　　其次，作为一名政治学在读博士，我注意到中国在很多层面不但表现出了高水准，而且还在进一步提升。第一，根据之前的定量研究，中国政府对于热点话题乃至敏感话题的回应速度、能力和解决方式比肩大多数发达国家，抗疫期间，在疫情监测和信息公开方面，在防疫包、撤侨和远程心理支援等问题上都作出了迅速反应。第二，在社会心理建设和疏导的问题上，中国从政府到社会都非常理性。第三，中国人民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了极高的公民素质。国内疫情暴发初期，海外华人自发行动起来，积极采购各类物资运回国内，现在欧洲疫情持续扩散，从中国学联到留学生个体都在协同互助，相互扶持，共渡难关。

　　疫情期间，从集体行动协调到个人权益保障，从协同意见表达到自我约束机制，从国内社区到海外团体，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谱写着疫情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赞歌。

　　再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一些表现也值得中国研究借鉴。第一，欧洲人民有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疫情暴发后积极乐观的态度，没有产生过多社会恐慌心理。第二，疫情期间，欧洲国家都比较注重对医疗资源进行科学化地管理和分配，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作用，使得疫情对医疗体系的冲击能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最后，也是对我本人触动最大的一点，那就是在一场不分阶层、不分种族、不分职业的全球性灾难面前，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我们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如何生活才能更有意义？

　　此刻有必要重提一位智者，他曾在1835年洞穿了历史规律和岁月光影，有预见性地认识到了人类本性，并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提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他告诉我们，人是所有关系的总和，人不应只为自己而活，人有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作者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