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原名董贤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为建党的元勋之一，董必武以其对中国革命和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贡献，成为年轻一代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榜样。

从乡村秀才到革命先驱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一个教师家庭，从小接受私塾教育，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后改为湖北省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与校友宋教仁、刘静庵、田桐等志士仁人建立了深厚情谊。毕业后，董必武任黄州府中学堂教员，讲授国语和英语。但是，随着清末国土丢失、国家主权沦丧，让董必武这些读书人也彻底失去了对清朝的信心。于是，他跟随时代的浪潮，剪去辫子，冲出学堂，投身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闻讯后连夜奔赴武昌前线参与战斗。

留学日本：思想的启蒙与觉醒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更极大地激发了董必武的革命热情。然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环境仍然腐朽黑暗，这让他感到苦闷和痛心，得知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开展革命活动后，董必武为了继续革命，选择留学日本，1914年1月他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1917年2月毕业。

　　在日本留学期间，董必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让他对中国的革命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使他从一个追求个人学术成就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组织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董必武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19年8月，董必武由上海返回武汉，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将精力集中在创办一所中学上。在董必武的艰辛筹措和众多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开始招生。他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们购置《新青年》和《湘江评论》等先进刊物，并邀请李汉俊、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传播宣扬马克思主义和新革命思想。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1920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联合创办了武汉共产党员早期组织。接着，他们又在武汉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举办召开妇女读书学习会、青年学生阅读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并下派许多得力骨干同志到生产工人中去，举办了夜校、识字班，向劳动工人广泛宣传马列主义。

　　1921年7月，董必武作为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之后，他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中共早期的活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董必武和其他党员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扩大党的影响力和组织基础。

留学苏联：拓宽视野与重视革命实践

　　1928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是苏联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立的，汇集了众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当时学校为他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等人专门设办了一个特别班，即有名的“老头班”，但他不服老、不示弱，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

　　董必武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的4年，几乎没有走出过校门，每天都在图书馆中争分夺秒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因为他成绩突出，学院本想让他留校，但因为国内斗争的需要，董必武于次年3月毕业回国。董必武在苏联学习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更好地理解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价值。他看到苏联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这种认识帮助他在日后参与制定中国革命策略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启示。

革命战火中的领导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抗战时期，董必武担任中共南方局的领导职务，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和沟通工作，争取更多的力量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与周恩来等人共同努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组织创办了《新华日报》，大力宣传抗日活动，并结交国民党右派上层人士，争取他们加入抗战。通过演讲和写作，董必武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号召大家团结抗日。

　　董必武还积极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增强根据地的抗战能力。他注重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升了根据地的政治稳定和民众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两种民族命运的双重抉择。解放战争期间，董必武继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和平、民主、团结政府的基本方针，争取中国的光辉前途，他在重庆国共谈判中发挥了作用。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董必武负责组织和领导各地的政权建设与接管工作，确保新解放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他注重培养干部，推动民主选举，促进地方政权的稳步建立和发展。解放战争后期，他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外交事务，为新中国的成立争取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长期负责政法领域的工作，为我国司法制度与法制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留学日本期间，对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学习培养了他的法制思想与观念。他深知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坚信法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积极倡导并推动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1954年，他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对宪法的制定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强调宪法应体现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这部宪法奠定了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他还非常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认为培养法律人才和进行法学研究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必武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法律院校，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强调法律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重视法学研究，支持法学理论的探索和创新，鼓励法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

　　董必武不仅是法制建设的实践者，更是法治思想的传播者。他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法治思想，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他倡导依法治国，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人治和特权；倡导全民守法，强调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增强法律意识，并组织开展各种法律宣传活动，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他在晚年仍然密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法制建设，撰写了大量关于法律和政治的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建议。他的历史功绩不仅铭刻在中华革命的记忆中，更成为激励新时代的青年为民族振兴与法制建设贡献力量的丰碑。（作者系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