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4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7岁。他在物理学领域的贡献蜚声海内外，成名之后更忧怀祖国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通过各种途径，为祖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演奏了一曲血浓于水的华夏子孙赞歌。

　　为振兴中华远赴海外留学

　　李政道于1926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骏康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家中聘有国文和国术老师进行启蒙。李政道自幼耳濡目染，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其中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所著《膨胀的宇宙》等科普书籍使他如醉如痴，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这一切都被侵华日军的战火所打断。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上海，李政道所在的小学校被日军占领，二年级的他被迫辍学。自此他的求学之路坎坷曲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5岁的李政道再次辍学，与二哥李崇道一起加入难民队伍逃离上海，一路西行到达江西赣州，被赣州联合中学收留。

　　1943年，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在开学前一个月，他受到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启发，改读物理系。从此，李政道建立了对物理学的整体认知。其时大片国土沦丧，青年志士纷纷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李政道也满腔热血跃跃欲试，但因中途受伤而搁浅。在束星北的建议下，李政道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虽然因战争动乱影响，他从未取得正式小学、初中、高中文凭，但以其勤奋和天资，很快就脱颖而出，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叶企孙等的青睐。

　　1946年，李政道和朱光亚有幸成为吴大猷的两名助手赴美学习、研究。朱光亚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专家，尚未大学毕业的李政道则被芝加哥大学破格录取，开始了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倡导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帮助祖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伟大历程。当然，那时的他还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远。

　　获得诺奖为国争光

　　李政道到达美国后，因没有大学文凭，只能先当非正式生。在选学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开设的量子力学课时，因成绩突出被其推荐给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恩利克·费米，成为正式研究生。其间，李政道每周都会和老师讨论十分前沿、富有创新性的问题，然后将问题归纳总结，变成一个个正式研究课题。李政道的量子力学课期末成绩排名第一，被芝加哥大学授予“校级学者”称号和“校级奖学金”，每年不仅免学费，还有1500美元奖学金。

　　李政道在海外学习十分刻苦，也表现出超群的研究能力。1950年6月，他以论文《白矮星中的氢含量》获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得到“有特殊见解和成就”的评语，并获校长奖，被誉为“神童博士”。

　　此后，李政道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多领域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1956年，年仅30岁的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创下该校建校200多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同年4月起，他与杨振宁合作，联手攻关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焦点难题，发表经典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并获验证，打破人类既往认知界限，一时间轰动国际科坛并被传为美谈。

　　1957年4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凭借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爱因斯坦科学奖。同年10月30日，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持的都是中国护照，因此，他们是首次登上诺贝尔奖坛的中国人。《自然》杂志评价李政道的诺贝尔奖之路，是20世纪科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全方位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

　　李政道肩负祖国的期许远渡重洋，负笈求学。由于时代变革，社会变迁，他未能回到祖国，但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多次回国访学、讲学、交流，重新建立起自己与祖国、民族的血肉联系。

　　多次回国为培养科学人才建言献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趋于正常化。李政道紧握这一契机，通过美国科协向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表达了回国访问的愿望，得到周总理快速批准。这一年，李政道夫妇回到阔别了26年的祖国。

　　其时，特殊时期的中国，问题重重，连科学类杂志都停刊了。

　　这次回国，李政道走访了很多地方，见到不少昔日师友，感悟颇深。在故乡，他们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江底隧道、人民公社等，参观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应用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他见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张文裕等人，了解到国内科学研究的荒原窘况。

　　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其间，周总理亲自过问云南宇宙线观测站的“发现”，这深深触动了李政道。借此机会，他立即建议，可否恢复中国物理学杂志的出版。

　　这次回国的所见所闻，让李政道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回忆，“如何帮助祖国建立一支新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队伍，是我1972年回国后感触最深、忧虑最深的问题”。这也使他暗下决心要为中华民族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作一些贡献。

　　两年后，李政道再次回国，看到的状况令他更加忧虑，“1974年，当我们再次参观复旦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连原有的那一点希望也完全消失了。在复旦大学，我看到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他还了解到当时只有芭蕾舞演员是从小培养，他认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就以此为建言的“突破口”，写下《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抵达北京后，请好友朱光亚转呈周总理。

　　5月30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李政道。李政道再次提出至少对于成绩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认可。之后，李政道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4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随后，全国各地不少大学也建立了类似的少年班。本来，李政道“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但也由此改变了现实中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不重视的情况，借助少年班，一些英才得以成长。

　　把培养人才看得比获诺奖重要，做中美物理学交流的桥梁。李政道始终把培养人才看得很重要，他曾说“培养人才比得诺奖重要”。为此，他创造性地寻找突破口，以便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1979年春，李政道趁着国内形势好转，便回国讲学、交流。他为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等学校近千名青年补课，讲了近两个月的研究生物理课，连朱光亚、刘达、赵忠尧、张文裕、朱洪元、胡宁、周光召等资深科学家也来听课。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发现，虽然已经恢复高考，但中国科技人才仍然奇缺，他目睹了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认为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远远不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李政道提出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CUSPEA）。

　　CUSPEA计划实施之时，虽然中国人在世界各国取得过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但中国自身都还没培养并授予过博士学位。本就不多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渐渐老去，新一代学生却缺乏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冲击世界科学的前沿。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要接续中国科学的命脉，尽快与世界接轨，最快的办法只有把年轻人送出去，等他们学成，再把科学的火种带回来。

　　经过10年艰苦努力，参与CUSPEA的美国高校有76所，加拿大高校有21所，中国大学、研究机构共95所，6000余名学生参加考试，最终派出915名学生，该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英才，也成为中美大学合作交流的重要突破。李政道还争取到由美方承担这些学生在博士毕业前的全部近亿美元经费。此后这种合作方式延伸到了生物、化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促进了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加速培养。

　　令人惊讶和感动的是，如此庞杂的协调工作，都是李政道亲力亲为。10年间，这些事务粗略估计每年都会耗费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就连CUSPEA的学生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大小事务，李政道也经常亲自帮忙解决，被学生们称作“总家长”。为了能够持续培养人才，他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中美关系中，顶住各方面压力，甚至亲自找老布什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与中国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从而使中国科学院与美国能源部保持持续的合作交流，使国内学者有机会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使国外广大公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提出建立博士后制度，完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恢复发展，李政道也在考虑如何更好地为中国人才培养作出更多贡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就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1978年底即派出首批留学人员前往美国学习。到1983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派出的留学人员陆续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与此同时，国内从1981年开始恢复实施学位制度后，也有学生开始获得博士学位。如何吸引这些人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进行训练，进而独立开展科研，迫在眉睫。

　　为此，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后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建立流动站。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专门会见李政道，听取他的建议。李政道向邓小平解释说，真正做研究，必须锻炼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就离不开博士后的训练，同时博士后也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可以根据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题目。他还提到，1979年开始的CUSPEA计划已进行了四届，约400位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李政道提议建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

　　邓小平当即表示，十几个流动站太少了，应该建成百上千个，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本刊资料图）

　　为了克服编制、住房限制带来的科技人才流动难、近亲繁殖现象，李政道亲自设计并和有关单位协作，妥善解决好博士后的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博士后制度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长期比较封闭甚至近亲繁殖的体系，对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

　　推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有序向前发展。在中国有了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以后，李政道又开始思考中国的科学研究怎样才能加速发展。吸引和培育科学人才也需要有科研基金的支持，1980年前，中国不仅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科研基金也相当匮乏。

　　李政道提出，中国要想形成良好科研环境，需要自然有序的基金支持。他积极收集一些发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国内相关部门参考。1985年7月3日和12日，李政道两次致信邓小平，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接见了李政道，他再次陈述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性，“我觉得，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回来，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对国内的科学人才，要鼓励他们做创新性的工作，也要有基金的支持。”这一建议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1986年2月14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李政道担任名誉顾问，并提出了基金具体实施的建议，使得中国的基础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1986年，李政道同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周光召讨论时提出了在中国设立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的基础，我们要建立从这儿发展高科技的基地，我们要从高科技的发展建立20世纪及21世纪的物质文明。”李政道认为，基础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他就是做原创性研究的典范。

　　李政道还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对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出“必须有更强更精的科技队伍……必须注意培养和发展这方面的人才……使之能与应用开发及生产共同发展，互相平衡”。

　　他还手把手地培养人才，认为“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代新人才，一片新科技，这不会有例外”“培养基础科学人才需要导师以身作则，师生一对一地，一块共同研究、共同工作……我的成长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培养人才方式的重要性”。为了祖国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他不但身体力行，四处奔走建立联系，还手把手传授方法和经验。

　　竭尽所能设立专门基金，为人才培养消除后顾之忧。由于国家经济落后，很多单位和个人在人才培养和发展中，也时常陷入资金困难的境地。李政道夫妇便通过捐钱、捐物、送房子等方式，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用私人积蓄，设立了以夫人和自己名字命名的“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䇹政基金”）。参与的大学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中国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到2018年，该基金培养了䇹政学者4070人，其中女性学者2228人，占比55%。在培养本科生做科研方面，少年班、“䇹政基金”都走在了前列。2009年，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而设立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使本科生优秀的科研项目也受到计划的支持。

　　2009年5月，李政道应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之邀访问上海交大期间，将各类文献手稿、诺贝尔奖章、艺术作品都捐给上海交大，后来又提出要将他在上海宛平路的房产等捐给上海交大，希望这些物品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2011年6月，上海交大建造了李政道图书馆，目前图书馆内一共有8.6万件馆藏，包括论文、手稿、讲义、诺贝尔奖章、图书等13大类。

　　在李政道图书馆建成时，李政道提出，中国将来应该对世界的科学进步作出大的贡献，希望在中国成立类似于玻尔研究所那样的世界顶级研究所，吸引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历练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顶级科学家，推动物理学、天文学和交叉学科研究。

　　李政道对祖国的热爱不仅心系科教事业，还时刻关心祖国人民所遭遇的天灾人祸，如在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北约轰炸、2003年SARS疫情中，他都曾为受难同胞捐款。

　　根据李政道先生的遗愿，他将归葬故乡苏州。他的灵魂、他的身体都将回归故土。

　　李政道是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人类的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科学家。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棵树的一个枝干，每一棵树是整个一棵树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将来最大的一个人。”他心目中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为祖国和人类的发展贡献力量。李政道载入史册的科学成就，已然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他几十载如一日，呕心沥血，帮助祖国的科学从破败中重生，从凋敝中欣欣向荣，更为无数中华儿女所感佩。李政道还讲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要对人类的发展有所贡献”。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已席卷全球，对我国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当下，继承弘扬李政道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振兴中华民族，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光荣担当。

　　李政道精神不朽，魂兮归来。（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2024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归国留学生群体爱国主义精神研究[1949-196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