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对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在小学时看过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以及在高中时看过吉川英治的历史小说《三国》，这些经历促使我决定在大学时代对三国进行研究。得益于我在初高中时接受的中文教育，我那时已经能够按照训读法（把中文作为日语古文进行阅读的方法）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白文（即原始的无标点符号的版本）了。

　　因为在高中便已掌握了中文训读，所以我一进大学就开始阅读《三国志》的白文版本，并持续进行研究。随后进入研究生院成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研究者，并选择了东汉儒教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我的博士论文《后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雄山阁出版，1995年）中，我对诸葛亮为什么要以战争来保卫汉王朝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诸葛亮“圣汉大一统”的思想是如何在后汉形成的。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我继续深入研究三国志，在著作《三国政权的构造与‘名士’》（汲古书院，2004年，增补版为2020年）中，对诸葛亮所效忠的蜀汉、三国政权各自的构造，以及支撑着这些构造的那些被称为“名士”的知识分子的应有状态进行了明确阐述。关于三国时代的外交，我在《三国志中的邪马台国——以国际关系与文化为中心》（汲古书院，2016年)中进行了阐述，同时对《魏志倭人传》也有所提及。此外，我在《后汉“儒教国家”的成立》（汲古书院，2009年）一书中对郑玄的经学，即后汉儒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研究。在其后的《西晋“儒教国家”与贵族制》（汲古书院，2010年）一书中，对在西晋谋求后汉“儒教国家”的继承进行了论述。另外，在《“古典中国”的形成与王莽》（汲古书院，2019年）一书中阐明了在应该被称为“古典中国”的中国的基础——秦汉帝国中，王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古典中国”的文学与儒教》（汲古书院，2015年）、《“古典中国”的小说与儒教》（汲古书院，2017年）、《“古典中国”的史学与儒教》（汲古书院，2022年）中，探讨了秦汉帝国与儒教的关系，探讨了相关各种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此外还出版了《〈论语〉的形成与古注的展开》，阐明了《论语》的形成及其注释的特征。

　　以上种种研究活动，皆得益于我在高中时期打下的扎实的汉文训读的基础。支撑日本中国古典研究水平的，是从奈良时代（8世纪）流传下来的汉文训读。训读并不仅仅是阅读中国古文，当你掌握从日语读音再回到汉文（即复文）的技巧之后，便也能写出中国古文了。明治时代的大文豪森欧外在学习德语时，就是用汉文做的笔记。而支撑着日本中国古典研究的，就是如此之高的中国古文读写能力。就像ひらがな和カタカナ被称为平假名、片假名，汉文被称为真名（まな）一样，汉文才是“真正”的日语表达。

　　明治时代旧制中学的四门主要课程是国语、汉文、英语、数学。汉文独立于国语之外，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被包含在四门主要课程之中。明治政府的成立被叫做明治“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接待国宾的建筑被叫做“鹿鸣”馆（《诗经·小雅》，鹿鸣）。之所以这样起名，是因为日本国民具有能够理解这一概念的汉学素养。

　　但是，随着日本文化的欧美化，汉学作为一项日本人的素养，已然是一盏风中之烛。就算在日本的著名大学中，也不会考到汉文，比如京都大学的复试和庆应义塾大学。在只有少数学生希望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高中，几乎不开设汉文课，就连日本的古文也很少接触。同样，欧洲也是只有名牌高中会开设拉丁语课程。因此，日本的汉文课越来越少，人们的汉学素养逐渐消失，这或许也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日本传统的汉学继承下去，我现在正在执笔编写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汉文部分。为了让正在远离铅字的高中生们更容易产生亲近感，我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巧思，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看到我对孔门十哲和三国志英雄的解析。因为我编写的国语教科书在日本是最畅销的，所以我一边为高中的老师们提供帮助，一边努力让他们继续教授汉文。

　　另外，在进行中国古典学研究时，资料是否有现代日语版翻译，也关系着研究的难度。所以我们还出版了《全译后汉书》（全十九卷，汲古书院、2001—2016年）、《全译三国志》（预计全八卷，已出版四卷,汲古书院、2019年—）、《全译颜氏家训》（汲古书院、2018年）、《全译论语集解》（全二卷，汲古书院、2020年）、《全译魏武帝注孙子》（汲古书院、2023年）。

　　这些研究著作、译注书的出版，有很多得到了孔子学院的支持。因为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属于研究型孔子学院，可以对研究进行出版资助。今后，我们将继续与孔子学院合作，不断推进日本的汉学研究。另外，我在早稻田大学创设了汉学研究所，今后希望能够通过汉学研究所来继承日本及早稻田大学的汉学研究传统。（作者系日本中国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