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日益形成一个高度互联的网络，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紧密相连。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至关重要。而教育对外开放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可以极大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

　　教育作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驱力，已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全球化时代，教育开放不仅关系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更直接关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明确指出了教育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同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指出要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对外开放不仅是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更是增强中国综合实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愈加凸显。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处在从以往“量”的扩展逐渐向“质”的提升转型阶段，国际合作由局部试点探索转向广泛、深入的国际战略合作。如何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开放提升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度，已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尝试对中国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部署作初步探讨，考察其对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深远影响，并探讨具体实施路径。

2024年6月6日至11日，“长江-密西西比河”中美青年交流活动在湖北举行，40余名中美青年走进湖北省十堰市、武汉市和宜昌市，感受荆楚文化，探寻绿色湖北。图为美国青年在三峡集团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参观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新时代教育变革

　　教育不仅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全球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历史上，发达国家在知识积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教育对外开放与全球知识中心的形成。教育的开放程度通常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它是一国教育实力的间接体现。自18世纪以来，法国、德国和美国相继崛起为世界科学、教育和人才的中心。目前，全球教育正趋向多元化，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加速，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愈加紧密。

　　全球范围内的强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实施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法国的教育开放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彼时，巴黎大学等学术机构吸引了大量国际学者和学生。18、19世纪，法国通过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教育的开放性和影响力。巴黎大学等著名学府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留学生，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法国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因此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巩固了法国在西方的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这种开放的教育姿态不仅提升了法国的科研能力，还大幅提升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美国的教育开放战略在20世纪尤为突出，特别是二战后，美国通过“智力引进”吸纳了全球大量顶尖人才，逐渐成为世界科研与创新的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批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陆续移居美国，推动了美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通过提供先进的科研设施和丰厚的待遇，成为全球学者和学生向往的知识高地。国际人才流动提升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也极大促进了美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在亚洲，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就通过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深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其工业崛起奠定了基础。广泛的学术交流也显著提升了其大学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逐步跻身全球顶尖学术机构行列，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二战后，其在电子、汽车、精密仪器、高端装备等领域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上发达国家的探索，都是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为今天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当前，教育开放的内涵与形式日益多样化，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国际合作的深化为全球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探索及最新进展。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对外开放也曾成为国人的追求并产生了巨大作用。近代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集中体现为大规模派送留学生。此间，中国先后出现了留日、留美、留欧等热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紧密交流，互派留学生，开展富有成效的科研合作，培养了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然而，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开放仍相对有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逐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教育交流也逐步恢复。通过派遣留学生、访问发达国家以及邀请国际学者讲学，国际教育合作逐步重启。1979年，李政道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课，并通过选派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美研究生教育合作的先河。这一时期的教育对外交流虽规模有限，但为后续大规模合作奠定了基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广泛合作，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校设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促进了科研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始终大规模派送留学生赴各国留学，其中，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外联合学院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发展，带来了更多国际化的教育机会，并提升了我国高校的国际声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国际教育合作从相对单一的高校合作扩展到全方位的合作，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逐步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全球教育合作网络。这种从“点”到“面”再到“体系”的扩展不仅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也促进了中外学术界的深度融合与跨国知识文化的交流。通过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开办双学位项目和开发跨国课程等方式，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提升了共建国家的教育水平，并增强了区域内科技和经济的紧密联系。国际教育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也不断丰富，通过国际夏令营、学术研讨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国内外学者与学生有了更多互动机会，增进了对彼此文化和教育体系的理解。例如，北京大学与牛津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学校为中英学生提供了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机会，进一步深化了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并成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我国应进一步统筹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战略，致力于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

科学家利用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精确测量了迄今最亮伽马暴GRB 221009A的高能辐射能谱，并据此获得了对伽马暴的全新认知。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的“拉索”国际合作组完成。图为“拉索”精确测量迄今最亮伽马暴的高能辐射能谱示意图  图|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新华社发）

　　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谋划和政策供给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名著《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知识全球化使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吸收全球最前沿的知识与技术，从而显著提升教育质量。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不仅推动了学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还激发了教育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创新动能，为教育体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也促进了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转型。通过深化教育开放，中国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知识体系，进一步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技术革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如何优化顶层设计和创新体制机制以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当前尤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优化顶层设计：构建开放融合的教育战略体系。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因此，在制定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时，必须构建一个系统的战略框架，整合国际合作、知识共享与文化互惠，围绕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科技创新及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这三大核心目标进行全面设计。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知识流动与创新网络的构建，需要国家层面的持续支持。相关部门应为国内高校与全球顶尖大学搭建广泛的合作平台，提升中国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同时，教育政策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特别是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扩展应用场景方面，应通过完善的激励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高校的科研能力，也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产业升级。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是确保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性条件。政府应通过切实的政策供给和持续的财政投入，为国际合作项目提供长期的制度化支持，确保合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尤其是在推动高水平国际化课程的设置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方面，政策应起到积极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此外，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国际合作成果、课程设置和师生国际化水平的定期评估，政府可以动态调整政策，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大化。国家级评估机构在此过程中可发挥“制度中介”的作用，通过量化评估与质性反馈，确保政策的灵活性与持续有效性。

　　知识的交流和合作意味着活力，也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国际化进程中，还需警惕“学术殖民”的潜在风险，即发达国家的教育文化系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教育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国际化战略时，必须注重本土化的再创造，构建“内生性国际化”模式，这包括课程设置的国际化，以及教学方法、科研创新、文化多样性与师生互动等多个层面。通过这种嵌入式的国际化实践，高校能够在全球知识网络中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生态，既增强高等教育体系的自主性与创新能力，又能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学术原创力的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协同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育合作，不仅涵盖资源共享与人才培养，更深刻影响着知识流动和创新机制的高效协同。通过构建跨国、跨区域的合作网络，教育机构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积极参与全球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类平台化合作不仅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还通过高效的协同机制，成为推动全球知识体系联动的重要引擎。

　　国际合作不仅限于资源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与知识的双向流动。跨国合作办学、科研合作、国际双学位项目等多样化的合作形式，展现了教育资源的动态整合与流动。这些合作模式促进了跨国人才培养与交流的高效实施。它们在推动知识创新的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资源利用效率。跨国师生的互动及跨文化交流，通过协同合作机制，培养了具备全球视野和文化敏感度的知识型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能够满足全球人才市场的需求，还能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同时，创新驱动常依赖于多方协同。国际合作中的知识共享为新知识的生成提供了肥沃土壤，而跨国创新网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高效平台。通过参与这些平台，教育机构不仅提升了科研成果的国际可见度，还为技术与知识的跨界整合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在技术创新领域，跨国合作通过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机制的高效运作，打破了知识生产的区隔、壁垒或孤立状态，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全球扩散。

　　在全球教育合作中，优化管理机制的关键在于提升系统的适应能力和资源整合效率，以确保跨国教育合作的持久性与创新活力。通过构建全球合作平台，促进国际教育资源的引进，同时推动中国教育深度融入全球知识体系。这种嵌入式合作模式，使得中国高校逐渐成为全球知识生产的重要实体。正如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显示的那样，知识的资本化依赖于其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再生产。全球知识共享平台的建设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推动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全球均衡化发展。

在西铁教育培训基地，西安交通大学罗马尼亚留学生（前）在货装实训室体验模拟驾驶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强化高校作为“科技策源地”的引擎功能

　　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高水平教育开放不仅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之一，也是高校强化作为“科技策源地”引擎功能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核心枢纽，在国际合作、人才培养、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作为这三者的汇聚点，理应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的科技创新和多边合作，提升科研能力，助力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

　　加强全球战略布局，强化科技与教育协同发展。大学自近代以来逐步与经济社会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极大推动了工业化和技术变革。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必须通过明确自身定位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竞争。高水平教育开放为高校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与合作渠道，使其能够借助全球创新网络推动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此，高校须制定以高水平国际化为导向的战略规划，紧密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发挥“科技策源地”的核心作用。

　　高校还应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该效应指出当企业、机构或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加深时，一方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经验会不可避免地传播到其他参与者，从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通过高水平教育开放引入国际先进科研理念与技术，与世界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合作。例如，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全球15所知名高校和商汤科技共同成立的“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前沿技术研究。此类合作不仅促进了科技创新，还为中国高校培养了具备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与此同时，高校还须通过国际化战略规划提升其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例如，近年清华大学通过与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合作，成功建立了多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些中心为我国学生提供了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和科研实践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资源整合与优化，提升高校科研与教育的全球参与度。科技创新的成功离不开充足的资源供给和高效的管理机制。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作为科技策源地的引擎功能，中国高校必须通过高水平教育开放，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技术、人力、经费等多种资源共同支撑的多层次保障体系，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

　　首先，充分的经费支持是推动高校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高校科研的财政投入，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外部资源。2009年，由我国率先开展的重点科研项目“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便是一个跨国资源整合的代表。通过与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此类合作不仅为高校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经费和技术支持，还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能源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高校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应注重人才资源的积极培养和合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贯穿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各个环节。为了应对全球科技竞争，高校需通过国际人才引进、学生和教师出国交流等方式，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例如浙江大学与卢森堡大学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联合实验室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专注伦理、法律、医疗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推动高水平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及国际合作。该实验室已拓展全球合作伙伴，包括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乌得勒支大学等一流名校。此外，制度化的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也是推动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全球共享平台，高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促进多边科技合作。

　　多元合作与开放共享，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建设。自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施行以来，我国逐步构建并完善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框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校在自主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通过开放合作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高水平教育开放不仅为中国高校与全球顶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提供了宝贵契机，也推动了多边合作与创新共享。这种合作不仅涵盖科技领域，还包括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助力中国高校提升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来看，创新不再是单一组织能够独立完成的过程，而是依赖多层次、多主体协同作用的生态系统。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在其中承担了基础研究和知识创造的责任。通过国际科技合作，高校能够打破国界限制，推动学术和科技资源的互联互通，提升自身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例如，西安交通大学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这种多边合作不仅推动了科技成果的共享，也促进了共建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提升。这一合作模式表明，通过有效的国际科技合作，高校能够推动跨国技术转移，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而人才交流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校通过高水平教育开放，派遣教师和学生赴海外交流，并接收国际学者来华合作，这为学术和科研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复旦大学与法国高校之间的长期师生交换项目，深化了双方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也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基础。这种跨国交流有助于推动知识、文化和技术的共享，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中国高校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了重要途径。通过多边合作与人才交流，中国高校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科研能力，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为全球科技创新作出持续的贡献。这一过程也是中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正日益形成一个高度互联的网络，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紧密相连。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至关重要。而教育对外开放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将极大地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中国教育也将从中受益。

　　现阶段，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在经历关键的转型过程，逐步从相对粗放的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的质量提升。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国家的教育质量，还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通过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中国教育体系正逐步构建初具全球影响力的网络。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扩大其广度和深度，强化国际合作与本土需求的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和机制创新，以巩固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而前述政策和措施的有效实施，无疑将加速中国建设教育强国，为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作出实质性贡献，助力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取得更大的成效。（作者刘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冠群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