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肖（Greg Shaw），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CDU）名誉教授，曾任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教育部主管和教育学院的创始院长、巴切洛学院（Batchelor Institute）副主任，专业领域涵盖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农业教育、技术与科学教育、专业发展、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农村教育以及土著和跨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格雷格·肖教授与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有广泛合作。他曾2次参与农教中心的评估，并曾任农教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为农教中心的政策和运作提供建议、指导和支持。

　　过去25年间，我多次访问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农教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我回顾了与中国人民、与农教中心以及和其他机构合作的经历，分享我这些年对农村教育与治理产生的理解、误解和批判性反思，以及与农教中心的友谊和联结，并以此来展示我对中国、中国教育及农教中心工作的认识。这皆源自我的反思，并不代表他人或与我相关的机构。

我与农教中心

　　孩提时代起，中国就深深地吸引着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信息并不多，只有一些报纸文章和电视报道。我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体验也很有限，大部分来源于镇上的中餐馆，在那里我享受中国的美食，还学会了用筷子。直到后来，我真正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才知道自己吃的中国菜是“澳大利亚口味”的粤菜。多年来，我对中国许多不确定的假设都因为来到了中国而改变。

　　我是一名退休学者，拥有超过35年的大学工作经验。我带的第一个留学生就来自中国，我很喜欢与他分享我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我们的谈话中学到了很多。2001年，我认识了农教中心时任副主任王力。他当时正在我所在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经常聊起中国，他鼓励我去中国看看，说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他说的一点没错，我非常感谢王力邀请我参加2001年9月在河北省保定市由农教中心举办的“面向21世纪：农村发展技术培训国际研讨会”。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研讨会的很多细节，但与优秀人士的相遇和眼界大开的经历都历历在目。当时，我参观了农教中心，看到了其所做的工作。我还看到中国正在迅速发展，中国人热衷于与我聊天，都很乐于助人，我们和睦相处。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共同设立农教中心。最初，农教中心位于河北农业大学对面的大楼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有幸多次访问位于保定的农教中心，参加会议、研讨会、培训课程，还参观了中国的农村社区、考察了教育设施、拜访了农民和当地居民。

　　农教中心积极与农民交流互动，我还亲身体验参与项目，同项目中的工作人员和当地人交流互动、建立联系，这很美妙。到2000年，农教中心已经组织了约30次农村教育讲习班、研讨会和培训课程，接收了来自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欧洲的400多名学员。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编写一份关于农教中心的评估报告。在编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更深入了解了农教中心的活动，并与许多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我发现，农教中心的工作十分全面，不仅参与各种研讨会和会议，还为农村教育研究和公共出版物作出贡献。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邀请我与普雷姆·卡萨朱（Prem Kasaju）一起完成另一份关于农教中心的报告。

　　我见证了农教中心举办的多个重要活动。2003年，我参加了在保定举行的国际农村教育研讨会，这是一次以农村转型为重点的创新研讨会，来自28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围绕农村转型交流互动。随着这些活动和会议的举行，农教中心的国际声誉逐渐增长，朋友圈愈发壮大。

　　我与农教中心的合作让我拥有了更多在中国工作的机会。2013年，我受邀前往新疆师范大学学习。此后我多次访问新疆，并参加了各种会议。我还为新疆师范大学的6名教育学硕士生开设了在线课程，每周我在达尔文，学生们在乌鲁木齐，通过视频上课，课程持续了一个学期。据我所知，这是新疆师范大学第一次举办在线远程教育活动。其中一位名叫刘亚（Liu Ya，音译）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业，现在是新疆师范大学的一名学者。

　　在与农教中心的合作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杰出人士。第一次见到周作宇教授是在新疆师范大学，当时，他在那里担任副校长，也是现任农教中心主任；曼苏·艾哈迈德（Manzoor　Ahmed）智慧超群，毕生致力于提升人民和社区的能力来实现减贫。曼苏与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Coombs）合著的《农村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全面探讨了教育在支持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我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教育项目专家珉·比斯塔（Min　Bista）共事，他也在不断地支持着农教中心的工作；我深深记得库图布·汗（Qutub　Khan），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无畏的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农村教育；我第一次见到周南照教授是在保定，他善良、令人钦佩。

　　这些年来，农教中心的很多人都帮助过我，为我提供了很多来中国工作的机会。

关注教育的本质问题

　　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批判性反思实践。这是一种对个人和专业发展特别有用的方法，也是一种宝贵的研究技巧。批判性反思实践要求实践者保持开放的心态，收集数据，并根据其他数据和信息来源对其进行调查和测量。该方法强调批判性思维、辨别力和理解力，在修改或应用新方法时尤为如此。它有助于了解个人所处的环境和参与的工作，并借此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在农教中心的工作运用了这一方法，试图了解与工作相关的各种环境和人物，并将自己置于其中，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事物。

　　在游历和体验中国的过程中，我使用批判性反思实践来看待中国。得益于在农教中心工作的机会和经历，我对中国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亲眼看见教育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使他们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转型、提高生活和社区能力。最近，我有幸编辑了一本将由农教中心和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

　　中国过去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扶贫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教育一直是解决农村地区群众，特别是边缘人群和少数民族困境的核心推动力。在中国，全民教育正在稳步推进，而农教中心是促使该愿景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不仅仅是脱离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更是生活和人性的核心。有时，我们只注重传授知识，而缺少了对人的思维训练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世界和中国都在迅速变化，21世纪要求人们掌握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所需的能力，技能必须在教育中加以重视，包括终身学习、创新、数字素养，以及生活和职业技能。学习和创新技能侧重于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协作和沟通，促进解决复杂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数字素养技能涉及技术的使用和信息的管理，强调媒体和信息素养以及信息技术技能；生活和职业技能包括适应力、自我导向、社交和跨文化技能及责任感。这些技能让个体在独处、社区和职业环境中做好准备，茁壮成长，并能够在多种多样且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取得成功。随着农教中心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中心完全有能力促进教育系统和教育过程的调整，并重点培养这些技能。

　　此外，社会中仍然存在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仍旧存在。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提供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农教中心完全有能力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需要继续发展和改革教育和培训方法，关注个人和社区的需求。

农教中心与教育治理

　　我想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教育治理。前面提到，我参与了对农教中心的两次评估。此外，我还在不同阶段担任过农教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为农教中心的政策和运作提供建议、指导和支持。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和其他机构工作期间，我还担任过管理和领导职务。这些经历令我对机构治理和管理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于国际组织来说，能力强、影响力大、成员经验丰富的理事会非常重要，理事会必须将国内外议程和情况相连。农教中心拥有充满活力和积极参与的理事会，并且一直保持独立运作。农教中心搬至北京师范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能获取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可以充分使用这些资源。国际伙伴网络始终对农教中心的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教中心必须继续提供自下而上的反馈机会，倾听当地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声音。

　　设立农教中心的目的是通过国际研究、开发教育方法、促进全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合作来推动农村教育。中心创建知识交流网络，协调研究活动，提供专业知识、资源和培训设施。此外，农教中心还组织国际讲习班，提供研究奖学金，传播出版物，以支持其项目和实现更广泛目标——促进全世界农村教育。

　　农教中心参与农村教育发展的30年，值得纪念和庆祝，也是时候为未来工作打下扎实基础了。今天，世界和人们的教育需求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农村和偏远社区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需求仍需重视。我坚信，农教中心能够胜任即将到来的任务，也希望能继续有机会协助这项支持中国和国际农村教育的工作。（作者系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