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5日，2024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联通融合 传承创新”，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贺信中指出，“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并强调“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数字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抓手。构建数字化时代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和体系，能够提升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当前文化“出海”的重要内容。

　　中华语言文化数字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语境与战略定位

　　中国文化数字传播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核心内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更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举措。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渠道与载体。中华语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国际传播价值。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业，《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将“提高汉语国际地位”列为目标任务之一。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将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明确提出了“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目标要求。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助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为促进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开展交流合作，不仅增进了他们对中华语言文化的认知，调动了他们主动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性，更提升了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人类已步入数字化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服务“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之一。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作为重点目标。中华语言文化的数字化国际传播，响应了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层面上的时代呼唤，更加快了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步伐。

美国网络音乐人王韵蓝在杭州西湖断桥旁用粉丝送的电钢琴弹唱自创歌曲。2017年起，王韵蓝开始学习中文并翻唱中文歌曲，至今已能弹唱超过200首中文歌，并拥有超百万的中国短视频平台粉丝。这是她第三次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让她发现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元素的美，她希望能够在未来将更多中国元素融入到她的歌曲中，向更多人分享中国歌曲的悠扬与动听  摄影|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数字化时代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与挑战

　　数字化时代，新形势带来了新挑战。传播主体间竞争与协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并驱，线上线下传播模式融合，如何在传播地“扎根”，认知、价值、行为的影响等问题日益凸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多彩传播内容、多样传播形式、多域传播受众、多维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运作机制，助力实现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提升的目标。

　　第一，主体多元——解决传播主体间竞争与协同的问题。传播主体是传播过程的起始点、信息的主动发起者，也是传播行为表达的基础。纵观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大多以国家政府为主体而推动。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统筹规划资金供给、规模配置、运作管理等，能够保障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有序与有效。但数字化时代，民间组织、群众代表、社会团体等传播主体大量涌现。在高度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中，个体成为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之一，大大削弱了“官方”传播主体的影响力。因此，如何解决多元传播主体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发挥协同作用，让更多传播主体共同参与到构建数字化时代的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格局中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内容多彩——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并驱的问题。传播内容是指向外传递的信息，是传播链条的关键，决定着传播质量。中华语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不断传承与发展中造就而成的文化瑰宝。传统的中华语言文化包含了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催生了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深刻影响着如今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播内容，向来是我国在进行文化输出时的独有特色之一。然而，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中华语言文化增添了更多现代元素，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相互交融，一些文化观念与语言表达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动优秀中华传统语言文化与现代文明并驾齐驱，实现数字化时代多彩中华语言文化的内容创新，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问题。

　　第三，形式多样——解决线上线下传播模式融合问题。传播形式是传播主体在进行内容传播时采用的手段、依托的媒介平台。线下传播多指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与交流过程中进行的口头表述、肢体互动等实体形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积极组织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化特色体验活动，召开各类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汇集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促进中华语言的传播与交流。数字化时代，在线传播正逐渐成为主流，通过互联网空间载体，用户得以突破时空界限互动交流，为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兴的技术手段和有力的传播渠道支撑，极大提升了内容的扩散速度与效率。因此，如何更好地将线上与线下传播深度融合，促进中华语言文化国际宣传与推广，是新时代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受众多域——解决如何在传播地“扎根”的问题。传播受众是传播链条中的另一参与主体，是信息的接收方与消化者。数字时代的开放属性打破了信息传播的诸多限制，传播受众范围由此扩大，囊括了各类传播客体。作为我国优秀文化的价值符号，中华语言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凝结，体现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面向的是来自海外各国的多元受众，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背景、个体间的价值观念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如何让中华语言文化在传播地更好地落地生根，避免在跨文化国际交流传播中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是一个亟须探索和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第五，效果多维——解决认知、价值、行为的影响问题。传播效果是传播行为最终目的的体现，表现在传播受众的认知、价值与行为3个层面。认知层是个体内部知觉系统对外部传播的信息进行加工后转化形成的心理过程；价值层是情绪方面的效果，综合了主观感觉与价值体系；行为层是前面两个层面综合作用下的实践活动，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数字时代的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催生了传播受众群体的了解动机，希望能够通过跨文化传播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体系，生成对中华语言文化的有用性与易用性价值认同，最终影响传播受众的行为。因此，如何从认知、价值、行为多个维度增强数字化时代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全方位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是一个有待研究且有价值的问题。

2024年11月20日，“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学者与联合国国际机构代表，以及国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代表参会研讨。图为意大利中国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合作中心主席、米兰大学汉语及中国文化教授梅毕娜现场发言  摄影|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提升“一带一路”

　　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的策略

　　一是多元数字化传播主体间的共创聚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数字化时代，应加强构建官方传播主体和社会化传播主体互补发展的格局，建立内容价值共创体系，形成传播合力；利用官方媒介平台，传播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的最新政策理念，增强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自信；通过社会化媒介平台培育当代核心价值观，合理引导社会化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实现官方传播主体和社会化传播主体间相互配合、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传播合力，推进中华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的深度传播与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为例，多元主体的合力传播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教育、艺术、媒体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旨在将中华语言和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同时，地方、高校、企业等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传播格局。

　　二是多彩数字化传播内容上的共融铸魂。立足新时代，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内容需要响应时代召唤，对外输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要将数字技术与语言文化传播内容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手段和资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颂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创作更加多彩的精品内容，以更好地推进中华语言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实践。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这是一款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游戏，以中国古代名著《西游记》为背景，通过数字技术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用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全球玩家，为中华语言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生动案例。

　　三是多样数字化传播形式上的共振塑形。10多年来，我国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合作，但在展示传播中华语言文化魅力时，更多依赖于报刊、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介渠道。当今，数字技术已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突破了时空限制，形成多向互动传播矩阵。充分利用各传播工具的功能优势，把握现代科技与传统模式的融合，优化数字化时代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方式和路径，贯通线上线下的传播渠道，构建多样化的立体传播体系，能有效增强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

　　例如，“汉语桥”线上平台是一个集成多种数字化传播工具的平台，通过在线课程、视频直播和互动练习等功能方式为全球学习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汉语学习体验。该平台充分利用各传播工具的功能优势，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模式融合，使中华语言文化得以在数字化时代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

　　四是多域数字化传播受众间的共鸣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中华语言文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推行，必须以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文化风俗特征、群众需求为导向，利用大数据算法进行技术画像，精准区分受众群体，分析其心理与行为特征，差异化为其匹配传播内容。

　　此外，交互式技术能够让受众主动参与到中华语言文化传播的全过程中，感受多域数字化精准传播的内在价值，获得精神共鸣。例如，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华语言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教授中文，还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使当地受众接受并认同中国文化，甚至主动参与到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播中。

　　五是多维数字化传播效果上的共生立根。如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超过8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正在学习中文的海外人数超过3000万。这不仅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也增强了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作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等重要战略部署。

　　在当前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体现在多个维度。在个体层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以多种信息技术媒介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偏见的消除，增进不同文化主体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并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增强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在社会层面，借助数字化赋能“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夯实了与他国贸易往来、互惠协作的人文基础，成为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因此，应融合更多力量投入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一步加强多层次文化交流，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作者严新锋系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研究员，陈李红系本文通讯作者、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科创中心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来华留学教育驱动下高校品牌形象国际化发展与海外传播研究”[BGA20005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