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凭借自主研发的R1推理模型和Janus Pro图像生成模型，通过开源模式、算法效率和成本优势，在全球AI技术领域实现了对西方技术霸权的系统性突破。3月5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接受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时谈道：“DeepSeek和机器人近期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效果，也对我们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DeepSeek企业核心团队全部由中国本土高校培养，这一现象不仅展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还揭示了全球教育合作的新逻辑——国际化不再是对西方标准的简单模仿，而是辩证统筹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以本土需求为锚点，以实际效能为核心，从指标驱动向内涵驱动转变，服务人类共同挑战。作为非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代表，中国正在通过政策调整和模式创新，为全球教育治理发展和科技自主创新提供重要借鉴，构建差异化、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

图|视觉中国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困境

　　学术话语权缺失与排名焦虑。当前国际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呈现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其话语权由英美主导的排名机构垄断。以与英语系国家学术生态高度匹配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为例，其核心指标（如国际师生比例、论文引用数量、雇主声誉等）形成了对非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排斥。例如QS排名中“国际研究网络”指标权重达5%，但其数据采集依赖Scopus、Web of Science等西方数据库，非英语论文的收录率不足15%。2025年QS前100强高校中，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仅占11席。

　　盲目追求此类指标易引发资源错配与教育同质化风险。以同为非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代表的俄罗斯为例，其2013年启动了“5-100计划”，旨在推动5所高校进入QS前100名。计划自启动以来累计投入571亿卢布，但其核心策略（如要求英语论文发表、国际师资引进等）与俄罗斯本土重基础研究的科研传统存在冲突。数据显示，计划覆盖的21所高校中，仅有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等3所理工院校的国际合作论文占比超过40%，其余高校仍依赖俄语期刊发表成果（占比达67%），导致其学术影响力未能有效转化为排名提升。在2025年QS前100强高校中，俄罗斯仅有莫斯科国立大学一所高校入围，且位列第94位，与2021年第74位相比下滑明显。

　　这种“指标驱动型”改革暴露出两大矛盾：其一，西方评价体系与本土学术生态的兼容性缺失；其二，技术性指标优化无法破解结构性权力失衡。

　　外延式国际化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时，面临着语言壁垒、学术声誉及对外吸引力等多重结构性矛盾。英语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使得中国高校在吸引优质国际生源以及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方面处于劣势。中国国际学生渠道主要依赖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生源支持，尚未形成足够广泛和多元的国际招生渠道。

　　此外，学术声誉短板亦显著制约了中国高校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力。欧美高校凭借其百年积累的品牌效应和卓越的科研实力，形成了典型的“马太效应”，在全球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历史积淀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中国高校在全球学术声誉和资源竞争方面处于劣势。

　　西方技术封锁下的发展瓶颈。在全球化逆流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叠加影响下，国际科技人才竞争已演变为国家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之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政策持续升级，通过立法限制、学术合作壁垒及人才流动管控等手段，对传统国际合作模式构成系统性冲击。如美国2022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明确禁止联邦资助支持与中国高校在半导体领域开展联合研究，直接切断了中美高校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学术协同创新的通道。此类政策不仅削弱了跨国科研合作的深度，更导致关键领域技术迭代的“去全球化”倾向，恶化了国际科技生态。美国等国家甚至将部分中国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获取特定领域的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形成“技术孤岛”效应。相关研究显示，此类政策已导致中国高校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论文发表量显著下降，凸显了技术封锁对学术自由与创新活力的压制。

　　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也面临类似挑战。2022年，欧洲终止了俄罗斯在“博洛尼亚进程”中的代表权，停止与俄罗斯高校的合作，其学分互认体系、学位认证标准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衔接机制被迫中断。这种排斥性政策不仅限制了俄罗斯大学与欧洲学术网络之间的资源交流，而且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的话语空间，也导致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下降。

　　技术封锁的连锁效应还体现在传统合作模式的失效。以联合办学为例，原本依托技术共享与师资互动的“双学位项目”和“跨境实验室”因知识产权审查趋严而陷入停滞；学者互访则因签证限制和学术交流审查机制而频现中断。

　　困境下的内涵式发展路径

　　学科集群调整与国家战略导向的评价体系重构。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率先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今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完善质量、特色、贡献导向的监测评价体系”，“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这些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单纯对标西方国家的大学评价理念，更强调通过高等教育自主培养创新人才、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竞争力，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战略领域逐步形成“创新飞地”效应。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教育的融合与创新。在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与文明传承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智能技术赋能传统教育价值的融合发展路径。这不仅体现在教学手段的智能化升级上，更呈现出传统教育哲学与智能技术的辩证统一，以及传统教育与智慧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面向全球，中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全球教育发展。2024年1月在上海，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中外机构的联合倡议下正式成立，成为加强对话交流、推动数字教育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平台。同年6月在喀山，中俄等国共同发布《第十一届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喀山宣言》，提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教育合作机制，推动金砖国家的数字教育合作。中国的全球教育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构建科研育人共同体，推动建设全球重要教育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提出“教育应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核心逻辑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效能增值”，其关键路径在于通过科研育人共同体构建，形成“科研协同-人才共育-知识共享”的创新生态，切实解决国际共同关切的全球问题。这一过程须以国家战略为牵引，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机制，并通过跨国合作解决全球性挑战，从而提升国际教育竞争力与规则制定权。中国正通过深化合作办学、推动人才评价标准与世界接轨和联合科研攻关，建立长效的人才流动机制。国家聚焦人工智能、能源开放、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成立联合实验室，并在联合科技攻关、数据共享与算力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为例，学校结合国际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发展需要，探索契合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俄籍人才评价机制。坚持创新和质量导向，实行“分类+小同行+代表作”评价方式，确保人才评价的专业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此外，学校陆续成立深北莫-北理工-莫大应用数学联合研究中心、化学与材料联合科研中心、放射化学与放射生态学联合科研中心、现代生物学联合科研中心等10余个科研平台，逐步形成了超过50个中俄联合科研团队，推动双导师制度，每个学生都有中俄导师，以学生为媒介促进教师之间的深度合作，携手打造中俄联合育人科研共同体。面向全球，中国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南南合作等多边平台和机制，将科研育人共同体的建设纳入全球、区域合作议程，推动“本土问题-全球方案-区域实践”的教育国际化内涵式发展，增强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

　　内涵式发展的全球启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人才和高科技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全球教育合作版图和教育合作范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实践表明，要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标准接轨”转向“能力建构”，从“技术输入”转向“生态输出”的内涵。通过“国家战略锚定学科方向-技术赋能重塑教育生态-科研育人共同体解决全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当DeepSeek用中文语料训练出超越GPT-4的模型时，其背后是中国高校在自然语言处理、算力基础设施领域10余年的积累。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本质是通过本土创新生态的培育，争夺数字文明时代的标准制定权。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内涵式发展不是孤立自封、闭关锁国式的发展，而是立足全球，在自立自强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广泛联系和深度交往的开放式发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教育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尺，以培养“立足本国、对话世界”的人才为使命。（作者陈汉知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讲师级研究员、组织人力资源部高级职员，张宁宁系沈阳农业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人才服务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