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到海的那边去
来到中国之前,我对这里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书本与长辈的讲述之中。作为一名马来西亚华裔学生,我从小接触中文,读中国文学,过传统节日。那时的“中国印象”不是立足于经历,而是构建于文化想象当中。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网络上关于中国的视频席卷而来;然而对于中国的理解,却依然如同马来西亚的雨:我已习惯她的存在,但不知她从何处来,终将落向何处去。
那为何不亲自去看看?
相比先祖,如今的出海已经不再那么艰辛,我与中国的距离,也远不过一次日出日落的时长。直到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我才意识到,文化不只是被塑造的习惯,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在华侨大学文学院的课堂上,我重新阅读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字。从古典诗词到现当代文学,它们不再只是被欣赏的“作品”,而是为我讲述着每一个伟大的抱负、失意的落寞,讲述中华文明如何一脉相承,以及如何构建自我与他人的和谐。
也许在马来西亚的我是原本的我,可来到海的另一边后,我才成为完整的我。
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却看到了光
也许和文学学科密切相关,也许我早已将身边的见闻内化为认同,支教,某一天突然成为我激情褪去后的慎重决定。
出发去云南之前,我其实犹豫了很久。课程、时间、未知的担心,以及对“你一个马来西亚人能够支什么教”的自我质疑,让这件事的落定一拖再拖。在一个快节奏的生活里,很多想做的事总会被“以后再说”取代。
但最后,我还是来了,抱着“做了再说”的想法。
莲花塘乡希望小学的一切都比想象中简单。教室不大,墙面有些斑驳,早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孩子们来得很早,在操场上跑来跑去,也会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新老师”。刚开始上课时,我有些紧张,担心讲不好,也担心他们听不懂。但得益于行前培训给的一些底气,一节一节课上下来,我逐渐少了很多“想”出的问题,得到了更多“做”出的答案。
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注意到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很安静,从不说话。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看着我,目光干净又专注。那节课,我教孩子们用英语说颜色。走到她身边,我轻声问:“绿色怎么说,你要不要试一下?”
她犹豫了一下,小声说:“Green。”
声音不大,却很清楚。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有些改变要发生了。种子的发芽需要一场春雨浇灌,改变的发生也许就在悄然之间。后来,她慢慢开始举手,笑着问我山外有什么。就这样,14天悄然过去,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每天上课、说话、微笑、陪伴。但正是在这些普通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件想做很久的事,也很庆幸自己走进了这个意义非凡的夏天。
也许对孩子们来说,这群面孔不过是他们人生中匆匆一瞥的过客,也许从升学或陪伴上讲,我们所做的并不多。可这些鲜活的记忆会在我的心中扎根,我知道在大山深处,一阵马来西亚的风吹动了一棵中国的树,让阳光得以穿过枝桠,从缝隙间倾泻下来。

2025年7月,韩曜光(后排居中)在云南文山支教
向北,也向历史深处走去
中国的辽阔,一次又一次地变得真实可感。
从深圳出发,我坐上了那列开往北方的绿皮火车。40多个小时到齐齐哈尔,再辗转前往中国的最北端——漠河。那是一段很“慢”的路。没有高铁的速度,车厢少了一丝舒适,多了一分“未知”。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从南方的起伏,到北方的广袤,从城市的灯火,到莽荒的雪原。时间被拉长,人也被迫慢下来。刚开始,我其实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一点后悔,但越往北走,那种情绪慢慢发生了变化。
当列车穿过大片白色的原野,当天地之间只剩下风与光,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不断远离熟悉的生活,也在靠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抵达漠河的那一刻,空气冷得让呼吸在眉毛上凝成了霜。我站在那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远的彼岸,也终能到达。

2026年2月,韩曜光在中国最北点龙江第一湾
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中国文化之旅”中原文化研习营,只是这次,我不再是向“远方”走去,而是向“深处”走去。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最初的震撼来自于规模,但很快,当我走近并看到他们的面孔——有的低头,有的凝视远方,每一张都栩栩如生,不尽相同。时间沉睡在俑坑之中。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很微妙的感觉,仿佛不是我在看他们,而是这些跨越千年的目光,正安静地看着我。
作为海外学生,我曾通过书本去理解中国历史。但没有亲自走到北国,无法理解什么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作为华裔新生代,没有参观历史古迹,难以懂得什么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漠河到陕西,从最北的雪原到埋藏千年历史的土地,从空间的辽阔到时间的深远,我在不断丈量中国,也丈量自己。走向远处,是在丈量世界的距离;走向历史,是在理解自己的位置。

2026年1月,韩曜光(三排左五)参加“中国文化之旅”中原文化研习营
在交汇之地,我重新理解“我们”
随着北上南下,我以为自己已经“走近了中国”。直到踏入香港,我才发现,“走近”和“走进”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
街道上,中英文并行出现;茶餐厅里,粤语和英文自然交织。高楼与老街并存,节奏快速而紧凑,一切都显得熟悉,却又带着明显的不同。一开始,我更像一个旁观者:记录街景,观察语言,试图从这些差异中找出某种“规律”,但真正让我停下来思考的,是一次调研中的对话。
那天,我们和一位观塘区议员交流。他谈到自己的成长、学习,也谈到对未来的看法。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生活”。那一刻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其实并不陌生。作为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学生,我从小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在不同语言之间切换,来到中国之后,我又在不断重新理解“文化归属”这个问题。
原来,我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看世界,而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一直在移动、在靠近、也在调整。“文化认同”从来不是单一的答案,而是在交流与碰撞中逐渐形成的理解。那一刻,我不再执着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更愿意去理解——我如何与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建立连接。
在香港,我学会的是,如何在差异之中找到彼此理解的可能。当我们不再急于划分界限,而是愿意彼此倾听和融合,“我们”的意义,也会变得更加完整。

2026年,韩曜光(左一)在香港进行调研
走过之后,我更愿意出发
回头看,这些经历彼此分散。云南的山脉、东北的雪原、陕西的历史、香港的街道……它们彼此相距很远,各自有不同的节奏与意义,每处又都构成了我成长的一部分,但当我真正把它们放在一起时,才慢慢总结出一处共性:原来,我一直在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不断走出去,也不断走进去。
走出去,是离开熟悉的生活,去看更大的世界;走进去,是在一次次真实的经历中,理解一片土地、一段文化,也重新理解自己。从最初的犹豫,到后来的一次次出发,我不再害怕未知,也不再急于给一切下定义;我开始接受不确定,接受缓慢,也接受那些需要时间去理解的东西。或许,这些经历本身并不宏大,而只是一些具体的时刻——山里的教室、北方的风、跨越千年的目光、一场简单的对话。
但实现宏大叙事要靠人与人的联结,每项成就和事业的背后都有可敬可亲的面孔。歌颂这些面孔、成为这些面孔,是当下这个变动时代永不磨灭的人文温情。就好像,世界并不是等我准备好才展开的,很多答案和收获,都是实干之花结出的硕果。
所以如果要问,“来华留学”带给我什么,我想,大概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更确定的选择。在日益匆忙与喧闹的生活里,我依然愿意理解不同、弥合差异,求真务实、追求理想。
山不向我走来,我自向它走去。(作者系华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马来西亚籍留学生)
文章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
神州学人杂志及神州学人网原创文章转载说明: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