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将“深化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列为未来一段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正遭受大国科技竞争、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阻滞。而全球南方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的合作正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南北模式”所指向的“中心-节点”结构，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传统的后发型经济体，能够基于趋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诉求，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多中心”和“多节点”的合作格局。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特色的体现，行业特色型高校在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中，立足自身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网络，正成为创新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的积极践行者。

　　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实践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模式的创新

　　按照菲利普·麦肯齐（Phillip McKenzie）对国际教育合作的类型划分，全球南方国家所开展的国际教育合作主要是基于商品服务的形式或教育援助的形式。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决定了全球南方国家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合作途径和形式相对有限。然而，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红利，全球南方国家内生经济发展需求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制度化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促成了全球南方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了开展合作的内生需求。尤其是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和知识流动的新中心和新支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进一步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呈现出新的图景，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突破“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场域认识论提供思想破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边缘”的场域层级历来是认识高等教育全球影响力位置分布的基本索引，也是全球南方国家高校寻求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导航指南。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南北模式”所指向的“中心-节点”结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的场域位置安排或身份认识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格局。事实上，传统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这种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支配权，虽然有助于后发国家提升其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及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但同时也固化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以及更加重要的，导致后发国家难以摆脱“中心-边缘”高等教育场域结构的框定。与南北模式不同的是，本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基本诉求，南南模式所指向的是一种多中心、多节点的分布式合作格局，其所强调的是具有持续双向性、对等性的互动交流模式，在南南国家之间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合作实践更多表现出公共物品的属性和互助共赢的行为逻辑。此外，虽然南南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南南模式中的高等教育国际枢纽，但这种枢纽模式与南北模式中的节点依附于中心的权力支配逻辑明显不同，南南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均来自各自的共同需求或受到一种广义上的集体身份认同所驱动，高等教育的节点与中心的互动机制，表现出一种“推力”与“拉力”的协同逻辑。

　　为深化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探索提供新的实践样本。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及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立，是推动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实践样本。这种一体化样态，不仅体现出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构水平，还扎根于对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制度或社会互动的深层次的认识论与底层价值观。事实上，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既得益于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承托，还缘于欧洲国家在学位类型设置、学分互认及学制安排、学习评价体系等制度层面的集体权力让渡，但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欧洲区域作为文化和价值共同体的集体共识。由于其他区域不具备欧洲地区所具有的特殊要素条件，因此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欧洲经验”在全球其他区域的适用性并不高。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共建国家在学分学历互认、开展人员培训以及共建高校国际联盟等方面，共同推动高等教育的制度对接和行动耦合，则为高等教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参考。首先，由于“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进程所面对的是极其不对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度异质性的文化，因此需要基于有效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衔接，以对冲一体化进程中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其次，“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进程还须有效调和高等教育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包括学科设置、课程安排乃至学术文化的差异等，才能从形式上的一体化走向内容和过程一体化。

　　为巩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话语助力。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知识和人才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伴随着大学作为一项古老社会机构的发展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知识流动、传播和演化的一种内生特征，以知识为对象的国际化所凸显的组织的松散性，赋予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一种天然的可持续性。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化逐渐作为一项制度乃至战略被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大学或政府纳入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安排。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支撑下在全球扩散。制度本身作为社会行动的结果和条件，其可持续性受到社会各项要素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演化，且不同制度的韧性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项制度来讲，过去10年学生跨境流动的人数和高端人才流向的变化以及各国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足以说明其所面临的话语和物质挑战。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项制度的韧性究竟如何、是否还能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国高校和政府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已进入更加系统化的阶段，从人才联合培养、合作科研的探索阶段进入围绕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流动的体系化合作阶段。高等教育合作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强化战略互信的基础。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实践也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新的驱动力。

2024年11月23日-24日，第二届UIC Trainrail全球铁路创客大赛亚太地区分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西南交通大学供图）

　　面向全球南方的铁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

　　我国的行业特色型高校立足自身行业资源和学科特色，通过深度对接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积极践行者。西南交通大学面向全球南方的铁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呈现出提升人才培养实践的制度化水平、主动发起技术标准以及建设多样化的合作平台的三重逻辑向度。其中，人才培养为标准制定及区域性扩散提供了智力支持与载体承托，标准制定为人才培养划定了知识框架，而平台组织则为前两者的规模化扩展提供了治理架构。

　　从“项目驱动”走向“网络节点”：构建以服务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在地人才培养机制。为当地培养技术人才，既为铁路交通基础设施“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能力基础，更是发挥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文化“软联通”互动符号功能的基本要素条件。西南交通大学的实践表明，将人才培养实践从铁路工程项目驱动，转向构建人才培养的网络节点，有助于突破为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效能局限。

　　首先，在铁路工程项目驱动阶段，西南交通大学为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蒙内铁路等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资源。以中老铁路为例，自2020年以来，西南交通大学完成700余名老挝本地员工的理论与技术培训，初步构建了老挝第一代铁路技术人才储备。在雅万高铁项目中，西南交通大学为近300名印尼籍学员开展2500余课时的在线培训，覆盖动车组司机、高铁调度员等4个核心岗位，采用“中英课件+中文授课+印尼语课堂口译”的三语教学模式，部分学员已实现独立上岗。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工程项目为驱动的项目制人才培养机制，其本质上仍是一种外生补给模式，即培训内容依赖于特定铁路线路的技术规格，所教授的技术知识不具有延展性。事实上，西南交通大学早在2018年就开启了成建制学历教育项目的探索，围绕我国与南方国家在铁路建设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需求，系统提升人才联合培养实践的制度化水平。于2018年成立的天佑铁道学院既承接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铁路国际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又对外协调海外天佑铁道学院的建设运营。截至目前，天佑铁道学院已培养6000余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本地人才，并在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三国实现了海外天佑铁道学院的签约或揭牌。其中，泰国孔敬大学天佑铁道学院已完成两期学员培养，首期18名泰国学员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11月完成学业。

　　从“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建构”：强化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能力。争夺技术标准的制定权是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内容，也是体现一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水平的重要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主导某个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谁就能主导这个行业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路径。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一个关键落脚点，就在于如何以高等教育合作促成关键技术标准的出台，从而打破技术标准长期被传统发达经济体所垄断的境遇，从对技术标准的“被动适配”转向“主动构建”。

　　2024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技术团队与老挝工业与贸易部标准化与计量司共同编制的《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正式对外发布，成为中老两国共同制定的首个铁路领域老挝国家标准。2026年7月，西南交通大学与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铁路司共建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铁路技术标准验证与检验中心”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技术标准合作的有组织化，已经从文本编制延伸至技术基础设施层面。在此基础上，西南交通大学于2025年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东盟国家铁路互联互通标准合作联盟”，实现了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平台的关键跃迁。该联盟的成员单位涵盖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国的政府部门、高校以及中国中车等40余家行业企业或机构。截至2026年5月，联盟已推动3项标准提案进入讨论阶段，包括《中国-东盟国家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总则》《铁路机车车辆辗钢整体车轮技术条件》和《铁路紧固连接技术要求》。

　　从“分散对接”转向“统筹布局”：形塑立体化的合作网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过程通常呈现出一种由点及面的特征，即从学生交流、专家互访等拓展至多维度、全过程性的国际学术交流生态。简·奈特（Jane Knight）和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提出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就强调从意识、承诺、规划以及反馈和评价等过程系统推进国际化过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同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种事实意义的竞争场域，即高校需要通过系统化、组织化的策略在这个竞争场域获取推动国际化的各类型资源，如与外部机构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争夺高端治理资源等。

　　西南交通大学以组建国际教育联盟和国际实验室以及实施高端国际竞赛为牵引，尝试进一步贯通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吸引高端外国专家来华交流等国际化实践，统筹利用国际化资源提升国际化发展效能。首先，西南交通大学于2018年创建了“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该联盟不仅全程参与了铁路合作组织（OSJD）“铁组学院”（Rail Academy）的创办及核心文件制定工作，承担了国际铁路联盟（UIC）的教育培训项目，还牵头建设了联盟在线课程共享平台。该联盟链接了西南交通大学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为学校在铁路人才培养培训以及主导铁路标准制定等方面，提供了信息支持和多样化的专家资源。此外，西南交通大学还于2018年成立了“中国-拉共体轨道交通联合实验室”，与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阿根廷里奥夸尔托国立大学等南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面向巴西-秘鲁“两洋铁路”、阿根廷-智利“两洋隧道”等项目，开展可行性、前瞻性的基础研究。

　　挑战与困境

　　虽然全球南方国家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合作具有范式创新的实践意义，也是促成高等教育全球场域结构调整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外部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强异质性，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系统性挑战和困境。

　　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对可持续国际合作的潜在冲击。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投入的资源以及配置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这也导致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划分标准，部分国家已进入大众化，而一些国家还处于精英化阶段。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实践出现“搭便车”现象，尤其是在所形成的多边国际合作网络中。如何破解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将是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国际合作的对等性和互助性，而从这一合作的长期性来看，也将逐渐形成多中心的合作结构，如何超越合作实践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样态，也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集体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外，各个南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较大差异，国家核心治理团队的稳定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变数。如何维系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政策的持续性，将是决定全球南方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持续提升合作水平的关键。

　　高等教育底层价值观的冲突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功能认识的分化。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的本体，全球南方国家主要采纳了两种认知范式。首先，受欧洲大陆公立大学的办学传统以及去殖民化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影响，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将高等教育视为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的重要构成，并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应表现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属性，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纳入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以及国家整合的系统性功能中。其次，智利、乌干达、肯尼亚等国家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主要持“市场优先”的发展逻辑。一方面采用“市场优先”的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逻辑，聚焦推动国际化办学市场化；另一方面，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主体也主要限于社会精英阶层。两种不同的底层价值观决定了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功能认识的分化，社会公共物品认识论强调服务社会公共利益，而市场优先逻辑则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反馈。很显然，全球南方国家要形成结构化的高等教育合作格局，调和底层价值观的冲突成为定位高等教育合作价值的前提。

　　高等教育制度的结构性差异所导致的制度互斥。全球南方国家不仅面临底层价值观博弈的张力，还面临高等教育制度层面的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高校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首先，从学制和资格框架来看，部分国家采用三级学位制，强调学分互认和文凭的对等性，而有些国家则沿袭了原宗主国的学制结构，如采用英国的荣誉学士或法国的副学士学位等。此外，由于对知识结构和类型划分的差异，高校学生所学习的课程也表现出不同。很显然，学制结构和学分互认的程度是进一步打通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内生制度阻隔的关键。其次，从高等教育的外部治理模式来看，部分国家由国家中央政府主导大学的发展，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另一部分国家则采用国家政府-联邦政府的分层治理模式，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和策略具有更高的决策权。外部治理模式的不同将导致不同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面临不同的政策协调和资源配置成本，也将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呈现出多样的“组态”。

　　全球南方国家强化高等教育合作的路径方向

　　作为加强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应围绕由“一带一路”倡议所确立的各种合作和对话机制，在持续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高端人才流动等方面的有效统筹，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溢出效应。

　　强化内生动力：持续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理想类型”的内涵。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定义决定了形塑高等教育国际化“理想类型”的边界。中国高校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经济收益、促进教育公平等高等教育国际化传统动因的基础上，与全球南方国家高校共同拓展高等教育合作的服务面向，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的社会服务能力，进而为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理想类型”的内涵提供认识要素。此外，中国高校也应加强对高等教育南南合作实践的叙事能力，尤其将合作实践所衍生出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等，转译为情境化的、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叙事框架，使其成为具有较强普适性和传播效力的发展经验，从而助力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新范式的形成。

　　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强化合作项目的结构性。“一带一路”倡议所促成的中国与共建国家间在基础设施、工业产业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为中国与共建国家高校提升合作项目的针对性和结构性，创造了必要的资源要素条件。尤其是中国的行业特色型高校，更应围绕中国与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企业联办等领域的人力资源需求和技术创新需求，与共建国家高校开展针对性合作。此外，中国高校还可在既有合作项目的基础上，立足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基于共建国家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实际办学需求，联合开发符合全球南方市场需求的“在线型”国际教育项目。

　　平衡制度差异：创设多类型的中介缓冲组织。高校国际联盟、国际科技组织等学术或科技联合体是平衡全球南方国家不同高等教育制度及外部治理模式差异的中介缓冲组织。一方面，中国高校不仅应促进既有的高校国际联盟在学生联合培养等高等教育合作实践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还应借助现有活跃的国际科技组织所提供的协同平台，在数字技术治理等领域发起更多高质量、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技议题以及制定技术标准。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还应进一步联合全球南方国家高校，面向数字技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牵头成立高校国际联盟，或持续发起国际科技组织。

　　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合作的版图正在从“从南向北”转向“从南向南”，而高等教育“中心-边缘”的场域结构也正在历经进一步的改变。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将超越高等教育国际化传统的文化本位或市场本位的价值立场博弈，抑或在地或朝外的空间向度争辩，而走向服务全球南方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发展建设处助理研究员。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2025年科研项目[25LM010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