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准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出国留学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准留学生在海外将不可避免地接触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价值认知与行为表现不仅关系个人成长，也对国家形象与文化认同产生重要影响。而“融入式育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既有助于准留学生群体形成稳固的文化自信，也为其理解和融入国际多元文化提供内在支撑。

　　基于准留学生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的多维考量

　　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将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嵌入课程教学、校园文化与实践活动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的教育模式。对准留学生开展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首先，融入式课程的独特性赋予其实践的可行性。

　　对于即将赴海外深造的准留学生群体而言，单纯的理论灌输往往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而融入式课程作为一种以间接方式发挥作用的“潜在课程”，恰恰能通过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一方面，其作用方式契合跨文化适应的预备需求。准留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培育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以应对海外文化冲击。相较于传统课程的直白讲授，融入式课程通过“环境浸润”与“实践体悟”，依托日常互动、课程安排、文化活动等非直接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传递，避免教育过程的生硬。

　　另一方面，融入式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多元路径。首先，融入式课程具有载体的多样性，可以贴合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例如，在课程中嵌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在竞赛分享会中突出爱国励志故事；在校风学风建设中强调诚信与报国使命等。其次，学习过程的互动性强。融入式课程无需考试，更注重师生间的平等交流与思想碰撞，也更容易使学生深度认同并接受。最后，课程影响具有持久性。正是这种“不教而教”的模式，才能促使学生形成持久稳定的品格、思维与文化认同，为海外风险缓冲与讲好中国故事积累内在精神资源。

　　其次，融入式课程的适配性赋予其实践的必要性。

　　实践的必要性主要根植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出国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二是准留学生群体内在的、特定的成长困境。

　　一方面，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与意识形态渗透并存，准留学生将深度接触留学目的国的社会及其思想文化，面临当地价值观的持续性影响。灌输式爱国主义教育在应对此类长期性文化环境时效果有限，而融入式课程能够接入预备学习与日常生活，为学生构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稳定价值认同基础，有助于增强文化安全意识与价值判断能力。

　　另一方面，准留学生面临文化认同困境。多数准留学生对海外文化冲击与身份焦虑预估不足，若缺乏稳固的文化根基与坚定的政治立场，易在异国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融入式课程通过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组织传统节庆体验等活动，助力学生自然生成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同、对发展道路的理解信任，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其身心健康与学业成功提供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

　　最后，融入式课程的重要性赋予其实践的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出国留学人员对外在拓展国际教育合作、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等方面作用突出，对内则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在此背景下，推进准留学生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势在必行。

　　一方面，融入式教育能系统落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通过日常教育引导强化留学人员的报国信念，激发其学成归国后的创造热情与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动性；另一方面，融入式课程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助力留学生群体塑造文化自信、价值判断力与思想辨别力，使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保持定力，坚守民族文化，有效辨析并回应各类偏见与误解。

图|视觉中国

　　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

　　融入式育人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估的高度协同。当前，准留学生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困境正缘于这四个要素的失配与滞后。

　　目标困境：国家战略诉求与个体功利化倾向间存在差异。

　　融入式育人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法治观念和健全人格，使其在海外复杂环境中能保持政治定力和文化主体性，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目标”。然而，一些准留学生的留学动机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化”甚至“功利化”倾向，其短期核心目标是通过语言考试、成功申请名校、顺利完成学业、寻求海外就业或归国谋求理想岗位。在这一视角下，融入式课程更易被视为一种“附加任务”或“学分负担”，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关联不强。当教育的崇高目标与学生的现实目标无法找到契合点时，融入式育人就失去了内在动力，任何精心设计的活动都可能遭遇学生的消极应对或选择性忽视，导致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

　　内容困境：教育供给与跨文化场景需求脱节。

　　融入式课程的成效，关键在于其内容能否与学生出国后的生活经验和场景深度绑定，从而在情感与认知层面产生共鸣。然而，当前的教育内容体系在这方面存在明显脱节。

　　一方面，课程“泛化”，针对性不强。准留学生与国内就读学生在学习背景、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目前部分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在内容设置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仍然采用与国内就读学生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内容的泛化导致当前融入式课程的教育针对性不足。这使得课程无法满足准留学生的实际需求，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降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另一方面，过于注重“理论化”，缺乏“场景化”。现有的融入式育人内容多呈现为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未能有效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跨文化交际场景案例，使得学生缺乏在“模拟情境”中演练和思考的机会，存在“知行分离”问题。同时，校园文化作为融入式育人的重要载体，部分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却并未充分考虑准留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缺乏对国际文化交流氛围的营造。例如，校园内的文化活动多以国内传统文化为主，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准留学生了解和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方法困境：形式创新不足导致“融入式”向“灌输式”异化。

　　方法是融入式育人的载体，其精髓在于循序渐进。然而，当前实践中的方法存在较强的刻板化，非但未能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易引发学生的抵触心理，使育人目标落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方法失配。许多教育者试图采用讲座、研讨会、文化活动等新形式作为育人手段，但其内核仍是单向的理论灌输和观点宣导。方法的形式化使得“融入式”教育异化为“变相的灌输式”教育，丧失其应有的渐进性和愉悦性，育人的内核也在形式的喧嚣中被空心化，缺乏应有的深度。

　　二是存在数字化工具运用较为浅显、教育数字化转型滞后的问题。当前，部分高校虽尝试依托数字化载体开展准留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但整体应用层次较浅，并未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育人价值。多数教育实践仅简单套用线上信息发布、静态文章推送等基础功能，未能利用AI精准育人、大数据学情分析等核心数字技术功能赋能融入式育人。教育者缺乏数字化教育思维与技术应用能力，未将先进数字工具与跨文化环境中准留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景、需求深度融合，仅将数字化作为传统线下教育的简单线上复刻，并未实现教育模式的数字化革新，最终导致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字化建设滞后于当代学生网络化、智能化的学习与生活模式，难以适配准留学生的育人需求。

　　评估困境：育人效果难以衡量及反馈机制缺失。

　　灌输式教育可以通过考试分数衡量知识掌握程度，但融入式育人重在测量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微妙变化，其效果具有滞后性、内隐性和长期性。然而，当前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仍试图用当下对灌输式课程的评估方式去衡量融入式课程的效果，使得现有评估体系往往陷入两难境地。

　　首先，重过程记录，轻效能分析。一方面，当前针对准留学生的融入式课程，在评估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过程性资料的收集，例如课堂参与情况、活动次数、参与率和学生即时反馈等。这种偏重过程的记录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课程的组织实施情况，却难以深入揭示融入式育人的真正成效。另一方面，融入式课程的影响往往体现在学生价值观、思维方式、人格塑造等深层次的培养，而这些变化并非短期内能够通过简单的量化指标直接体现。因此，评估体系容易陷入“有记录无分析”“有数据无解读”的困境，缺乏从质性和效能角度探讨学生思想成长与能力提升的深入研究，这也导致融入式课程的实际价值难以被有效论证。

　　其次，缺乏长期追踪机制。融入式课程的育人效果具有“延时性”和“潜伏性”，其效果往往不是立竿见影，需要通过学生在海外学习与生活的长期表现来验证。然而，现有的评估机制大多停留在课程实施的短期反馈与阶段性总结，缺乏系统性的长期追踪。例如，学生在国内接受融入式课程教育后，出国留学期间是否表现出更强的文化认同、跨文化适应力和全球责任感，这些关键成果往往难以纳入评估视野。缺乏有效的跟踪机制，易使课程与学生后续发展出现脱节，教育者无法从学生实际成长轨迹中反向检验课程的有效性，也难以为后续课程优化提供循证依据。

　　最后，评估主体单一致使反馈力度薄弱。目前对融入式课程的效果评估，主要由高校的课程管理部门或任课教师主导，呈现出评估主体单一的局面，同时，也伴随着主观性强、反馈片面等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教师或管理者可能过于关注课程目标的完成度，而忽视了学生主体的真实感受。另一方面，学生的参与反馈也局限于问卷或访谈的浅层表达，缺乏多维度的外部评价与社会监督，致使评估结果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此外，评估体系中缺乏企业、海外院校和校友等外部力量的参与，使得评估结果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实际跨文化环境中的表现。反馈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融入式课程无法形成“实施-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而只能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阻碍了课程的科学发展与持续优化。

图|视觉中国

　　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推动一场系统而深刻的变革，构建一个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估四维一体，深度融合的育人新范式。

　　目标统合：重构以“文化自信”与“全球胜任力”为核心的双元目标。

　　化解目标张力的关键在于找到国家战略与个人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即“文化自信”和“全球胜任力”的协调统一。

　　一方面，强调文化自信。教育者应向学生阐明，深厚的文化认同、清晰的国家认同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其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赢得尊重的精神基石和核心动力。一个对祖国文化有自信的人，才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出不卑不亢的姿态，保持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对标全球胜任力。高校应将爱国主义教育目标融入国际公认的“全球胜任力”框架中，包含对世界议题的分析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负责任的行动能力，这也与爱国主义教育中希望培养学生拥有的国际视野、批判思维、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高度契合。

　　通过这种话语体系的转换，有助于把爱国主义教育转变为提升个人国际竞争力、实现成功留学的必要投资，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

　　内容创新：开发“模块化-场景化-案例化”的嵌入式内容体系。

　　内容设计应遵循精准、实用、前沿的原则。第一，模块化设计。融入式课程建设可以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模块矩阵来实现。例如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围绕“文化理解与身份认同”“学术素养与跨文化沟通”和“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三大核心维度，开发具有独立功能又相互支撑的课程模块，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增强自主性。

　　第二，场景化模拟。高校可开发基于真实事件的案例库和情景模拟剧本，通过构建高仿真、高沉浸度的学习环境，将学生置于未来可能真实面对的挑战与抉择之中，促使学生从“知”到“行”的深刻转化，并在体验中内化规则和信念。例如，可以模拟海外学术研讨会，让学生就“一带一路”等议题进行英文陈述与答辩等。

　　第三，建设性叙事。在面向准留学生的融入式育人工作中，叙事视角的转换至关重要。融入式育人课程建设应致力于将话语体系从以批判和辩解为主的防御姿态，转向以建构和分享为主的自信姿态。例如，可以多展示中国在科技创新、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并邀请学成归国的优秀留学人员分享经历，让学生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由内而外生发出自豪感和自信心。

　　方法升级：构建“数字化-社群化-实践化”三维一体的混合教学。

　　为克服传统融入式教育方法单一、覆盖面有限和体验感不强等痛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应推动方法论的范式革新，构建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数字化赋能、社群化互动、实践内化三者相互促进的混合教育生态。

　　首先，实现数字化赋能。针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化工具应用浅层、教育数字化滞后的短板，依托智慧教学平台、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彻底摒弃单一的内容推送、资讯发布等浅层应用，深度适配准留学生网络化生活场景与互联网平台话语体系。高校可搭建专属数字化育人矩阵，整合线上课堂、云端社群，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学生学情与留学场景需求，推送个性化的国情教育、跨文化思辨、家国故事等优质内容。

　　其次，完善社群支撑。高校应突破传统班级管理的局限，有意识地将跨文化预备教育融入学生的社群网络之中，充分发挥朋辈教育在情感支持、经验传递与行为示范方面不可替代的融入式功能。例如，成立“留学学长学姐导师团”，由有海外经历的优秀学生通过分享会、结对帮扶等方式，实现更贴近学生心理的传授和引导。

　　再次，推动实践化体验。融入式教育的最高境界在于将价值引领从“知识传授”升华为“生命体验”。为此，高校应果断超越课堂的物理边界，设计与实施一系列“行走的思想教育课”，让学生在亲历与躬行中，完成对理论知识的深度验证与内在信念的自主建构。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访涉外企业、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亲眼见证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参与和贡献，将广阔的社会天地变为最丰富的课堂。

　　评估革新：建立“过程性-发展性-追踪性”多元评估机制。

　　为科学衡量融入式育人的成效，高校应彻底改革“一考定论”的终结性评价模式，构建一个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尊重个体差异、并能验证长期价值的综合性评估机制。

　　第一，过程性评估。高校须跳出对学习结果的孤立评判，将评估视角贯穿于学生参与融入式育人活动的全过程。其核心在于，将评估视为一种持续性、塑造性的教育手段，而非终结性的审判，从而捕捉到学生在认知、情感与态度上的细微变化和成长轨迹。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构建成长档案、嵌入即时反馈机制等措施，在记录学生参与活动表现的同时，依托持续性的反馈，引导其最终完成素养提升。

　　第二，发展性评估。打破传统评估中唯分数论的桎梏，将关注点从学生之间的相互比较，转向个体自身相较于过去的成长与进步，强调评估的诊断、激励与导向功能。例如，可以运用前后测问卷、焦点小组等方式，质性评估学生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层面的微妙变化，实现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让融入式育人的成效体现在每个学生的生命发展历程中。

　　第三，长期追踪评估。突破校园与学制的时间界限，将评估延伸至学生毕业后的长远发展。例如，高校可以建立“校友发展动态数据库”，通过系统性对接校友会资源，对已出国的毕业生进行周期性的追踪调研，调研内容可以更深度地关注其海外学术诚信的坚守、跨文化情境中的身份认同及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关联认知等深层维度，从而为评估育人成效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跳出“毕业即清零”的评估短视。

　　对准留学生开展系统、有效的融入式爱国主义教育，是服务国家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性工程。通过将国家层面的育人目标与个人发展诉求有机统合于“文化自信”与“全球胜任力”的双元框架下，并辅之以精准的内容、创新的方法和科学的评估，方能构建起一个富有生命力、感染力和实效性的准留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新生态。这不仅能使准留学生在海外求学路上行稳致远，更能为他们未来成为贯通中西、心系家国的国际化英才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作者王苑系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裴慧系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沈羽杰系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