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深刻调整，国际组织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国际合作事务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须将当代青年国际胜任力放在全球议题、国际规则和专业实践之中加以把握。当代青年只有把立足本国与理解世界、专业训练与国际合作、价值担当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工作实践中形成真正有效的胜任力。

　　世界变局中的青年国际胜任力

　　国际胜任力之所以成为一个现实命题，是因为当代青年面对的世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地缘冲突、技术竞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人工智能伦理、海洋生态保护等问题交织叠加，诸多挑战都具有跨国性和系统性，任何一国都难以独自应对。

　　对当代中国青年而言，国际胜任力首先体现为家国情怀和在全球议题、国际规则、跨文化合作中开展专业行动的能力。它关系到青年个体如何立足中国、理解世界、拓展发展空间，也关系到国家如何储备更多熟悉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合作、善于表达中国立场和贡献中国方案的复合型人才。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治理并不是建立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而是在各国政府仍然是国际关系基本主体的前提下，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法、多边机制、国际惯例以及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处理人类社会面临的公共事务。全球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平等协商和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单向的行政命令或层级控制。因此，青年国际胜任力不能被窄化为少数人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职业技能。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当代中国青年而言，真正理解国际秩序的变化，在专业领域形成国际对话能力，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开展合作，并能够在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平台上表达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之间的重要结合点。

　　当前，国际秩序稳定性受到冲击，国家间、区域间互信程度下降，“全球南方”加速崛起，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承压……这无疑对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语言能力和国际交往经验，更需要理解世界结构性变化、多元发展诉求，以及全球公共问题背后的制度、文化、科技和利益关系，并在复杂环境中开展沟通、协商与合作。

　　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因此，中国青年的国际胜任力培养不应只被看作个人职业发展规划问题，也应放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全局中加以理解。它关乎青年能否走向世界，也关乎中国能否更有效地参与全球议程、国际规则制定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对于留学人员、青年科研人员、高校学生、国际组织实习申请者，以及高校相关方而言，国际胜任力培养已成为一项将个人学业、研究、职业发展同国家需要紧密联结的现实命题。

图|视觉中国

　　国际组织视野下的国际胜任力

　　全球治理需要平台、机制和规则来承载，国际组织是其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国际组织通常是指具有国际范围行为特征、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相关事务为目标的组织。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主权国家政府或政府部门通过政府间协议组成，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则包括专业协会、志愿组织、民间组织和各类跨国公共事务机构等。《国际组织年鉴》显示，全球国际组织数量庞大，涵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

　　联合国是当代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尽管联合国并不完美，但在协调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处理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全球治理中的许多重大议题转化为较为清晰的行动领域，涵盖消除贫困、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可持续能源、气候行动、和平正义、全球伙伴关系等多个方面。可以看出，全球治理不仅涉及全球发展中的宏观议题，也与教育、科技、文化、环境、海洋、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城市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专业领域密切相关。青年参与全球治理，须从自身专业出发，在具体议题中形成理解世界、参与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不能只从学历、语言或工作经历来理解，更要从国际组织的制度属性、公共使命和岗位要求来理解。《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提出，办事人员的雇用及服务条件，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并在征聘时充分注意地域上的普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第VI条也规定，任用人员时应首先考虑其在忠诚、效率及业务能力方面达到最高标准，并力求地理分配的广泛性；总干事及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其责任应纯属国际性质，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组织外其他当局的指示，并应避免任何可能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的行为。

　　这些规定说明，国际组织人才选用具备较高标准。忠诚、效率、业务能力并列提出，意味着国际组织并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能做事”，而是要求工作人员既要具有专业能力，也要具有公共责任和组织伦理。国际组织职员不是某一国家、部门或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在国际组织宗旨和多边规则框架下承担公共职责的人。这种国际公务员属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尊重规则、保持专业、理解程序，并能够在复杂利益关系中维护组织公信力。

　　在能力层面，不同国际组织虽然使命不同，但对人才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共同结构。《联合国价值观和行为框架》强调包容、正直、谦逊和人性等四种核心价值观，并突出联系和协作、分析和规划、交付有积极影响的成果、学习和发展、适应和创新等五种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胜任力框架》则将对组织的忠诚、正直、尊重多样性、专业精神列为核心价值观，并把问责、沟通、团队合作、创新、结果导向、计划与组织、知识分享与持续改进等作为核心能力。

　　结合上述国际组织人才标准，青年国际胜任力可以从五个维度理解：一是价值维度，即公共责任、使命意识和国际公务员伦理；二是专业维度，即建立在扎实学科训练基础上的专业能力；三是规则维度，即理解国际法、国际惯例、多边谈判、组织流程、项目管理和正式文书规范；四是沟通维度，即在多语言、多文化、多制度环境中倾听、表达、协商与合作的能力；五是实践维度，即通过项目、会议、报告、倡议和伙伴关系把知识转化为可见成果的能力。

2025年10月15日，来自中国的青年代表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青禾农遗对话会”上发言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及其启示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理解国际组织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组织法》前言提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是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的普遍原因，并往往使彼此间的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便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又真诚的支持，故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的团结。这表明，永久和平必须建立在人的思想、知识与文化层面奠定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2029年中期战略》对其职能的概括看，该组织具有多重角色。它是思想实验室和信息交流中心，在主管领域提供创新建议、政策咨询、政策分析、比较研究和数据支持；是标准制定机构，制定相关准则和标准并支持落实；还是国际合作的推动者、促进者与能力建设机构，通过知识共享、资源筹集、伙伴关系和政策咨询，促进国际合作并提高成员国机构与人员能力。这些职能说明，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并不只是原则宣示，而是通过议题设置、规则制定、知识生产、项目执行和能力建设，把全球公共问题转化为可协商、可执行、可评估的具体行动。

　　在教育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推动“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议题。1972年《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称《富尔报告》）围绕培养“完人”展开，提出面向新世界的人才培养问题；1996年《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又称《德洛尔报告》）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2021年《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则强调围绕合作、协作和团结组织教学法，重视生态、跨文化和跨学科学习，并呼吁拓展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在具体实施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国际教育标准与准则，倡导教育作为基本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推动全民教育，消除教育不平等，特别关注弱势群体；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涵盖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全生命周期；引领教育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开放教育资源发展；通过国际教育统计数据库监测全球教育进展，为各国提供循证政策建议，最终目标是确保包容、公平、优质的教育，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在科学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放科学、人工智能伦理、海洋科学、基础科学、人与生物圈、地质公园等重要项目，并制定规范性文件。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开放科学建议书》，为开放科学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国际框架，并概述开放科学的通用定义、共同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同年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则从价值观、原则和政策行动等方面，为人工智能系统服务人类、个人、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并防止危害提供了伦理框架。在科学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海洋治理是地球表面最广阔、最复杂的空间领域治理，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及“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等机制，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协调海洋研究与观测系统、加强能力建设和沿海地区资源管理，有效服务于海洋资源保护、气候变化应对与海洋环境的可持续治理。

　　在文化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项目可概括为保护、促进与对话。在保护方面，该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框架，系统性地为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下文化遗产，并打击文化财产的非法贩运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在促进方面，其致力于维护文化多样性，支持各国发展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在对话方面，其积极搭建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将文化作为促进国际理解、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的重要工具。

　　这些行动案例提示我们，国际胜任力最终要落实到具体议题和项目事务中。评价一名青年是否具有国际胜任力，不能只看其是否参加过国际交流活动或是否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更要看其能否在具体议题中提出问题、理解规则、运用专业知识、开展跨文化协作并形成实际成果。从教育、科学、文化到海洋治理、人工智能、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这些领域既是国际组织工作的议题，也是青年成长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实践领域。

　　当代青年国际胜任力的形成路径

　　国际胜任力是在长期学习、实践、反思和真实任务中逐步形成的综合能力。面向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既要关注青年能否进入国际组织，也要关注其能否在更广阔的国际合作、专业交流和公共事务场景中发挥作用。对于留学人员、高校师生和教育工作者而言，国际胜任力培养既是青年个人成长问题，也是高校人才培养和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第一，胸怀天下，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对国际社会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实际挑战保持同理心和使命感。青年国际胜任力培养，首先要解决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问题。贫困、疾病、战争、气候变化、教育不平等、海洋污染、文化冲突等问题，表面上属于不同议题，背后都涉及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能力。对中国青年而言，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淡化中国立场，而是要在更广阔的国际场域中理解中国、表达中国、服务中国。只有把个人成长同国家发展、全球公共事务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国际胜任力才不会停留在外在标签上。

　　第二，认识、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逐步加强跨文化能力。国际组织运行于多语言、多文化、多规则环境之中，参与者面对的往往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和专业传统的合作者。成熟的跨文化能力，不是无原则地迎合差异，而是在保持文化自觉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理解他者处境，听懂不同表达方式背后的关切，并以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课程学习、国际议题研讨、海外交流、国际会议、跨文化团队任务和志愿服务，都可以帮助青年把“知道差异”逐步转化为“理解差异”和“在差异中合作”的能力。

　　第三，从具体事情做起，通过“做中学、学中做”，积累项目开发、运行、管理和评价经验。青年国际胜任力的形成，不能停留在抽象认知层面，而应落实到具体任务之中。实习、志愿服务、小型项目、专题研究、国际会议服务、跨国团队任务、模拟联合国和政策写作训练，都能帮助青年理解规则、流程、时间和成果要求。即使是资料整理、信息更新、传播计划协助、项目进展跟踪、会议支持和政策文件准备等基础工作，也会直接影响组织运行效率和项目执行质量。青年正是在这些具体事务中积累专业信用和组织经验。

　　第四，逐渐成为自己最感兴趣领域的专家。国际组织真正需要的，不是泛泛而谈层面的“国际化人才”，而是在具体议题领域具有扎实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的人才。例如，海洋生态安全涉及海洋科学、环境治理、国际法和公共政策；人工智能伦理涉及技术发展、法律规范、社会影响和价值判断；教育公平涉及课程、教师、财政、技术和制度安排。青年只有在某一领域形成扎实积累，才能在国际合作中提出有质量的问题、作出有依据的判断、形成有说服力的表达。专业并不意味着封闭在单一学科内，国际组织更需要以专业为根基，同时能够跨学科合作和理解国际规则的人才。

　　第五，熟练掌握国际工作语言，尤其是英语、法语。工作语言是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场域的重要基础，也是参与国际规则沟通、专业协商和组织运行的重要工具。青年要能够阅读国际组织文件，理解政策文本和项目文件的结构；能够撰写简明、准确、规范的会议纪要、项目说明、政策摘要和沟通材料；能够在正式场合清晰表达观点，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和专业背景的对象调整表达方式。语言能力只有与专业内容、规则理解和组织沟通结合，才能转化为真实的国际工作能力。

　　青年国际胜任力培养不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单独存在，应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可结合自身学科特色，把专业教育、国际组织认知、全球议题训练、跨文化沟通、外语表达能力和实践平台建设结合起来，帮助青年在具体专业和真实任务中逐步形成国际胜任力。同时，无论是青年个人发展，还是高校培养体系，国际胜任力的形成都应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把国际化等同于海外经历，二是把国际组织能力等同于语言能力。真正的国际胜任力，应当在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根基、规则意识、跨文化沟通和实践能力的相互支撑中逐步形成。

　　当代青年处在百年变局之中，既面临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机遇，也直面国际秩序调整、全球问题复杂化和多边合作困难加大的现实挑战。国际胜任力的培养，本质上不是为个人履历增加“国际化”标签，而是让青年能够在真实的国际事务和专业合作中承担责任。

　　从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的视角看，当代青年国际胜任力的形成，最终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有没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意识，能否把个人成长同国家发展和人类共同福祉联系起来；有没有扎实可靠的专业能力，能否在具体议题领域形成判断力和贡献力；有没有真实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能力，能否在多元文化、多边规则和复杂任务中开展有效合作。

　　对中国青年而言，走向世界的前提，是更加系统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在具体专业领域形成可靠能力。只有把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训练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青年一代才能真正具备面向世界、服务国家的能力，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舞台上贡献中国青年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