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逆全球化和单边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受到削弱。美国已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与《巴黎协定》,并宣布于2026年底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系列举动放大了多边机制的不确定性。其中,美国拒绝支付拖欠会费及多国削减官方发展援助,已造成世卫组织截至2025年底约6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并触发大规模裁员与重组,“资金”与“人员”的双重压力显现。世卫组织预算高度依赖自愿捐款,这一结构的脆弱性在美国退出及多国削减援助的冲击下集中暴露。2025年起,世卫组织被迫启动大规模精简重组。与此同时,全球卫生人力缺口依然严峻,且缺口分布高度不均,南北健康鸿沟持续扩大。上述压力叠加使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举步维艰,《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的实施难度进一步加大。
在此背景下,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中国外交部10月举行例行记者会时确认,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莉竞选下一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并表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莉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我于1994年到世卫组织工作,退休至今已19年,但仍坚持为推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而奔忙。我见证了中国如何在世卫组织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深感中国需要持续努力,提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1994年中国在世卫组织的评定会费仅占总额的约0.76%,2025-2026财年升至20%,成为世卫组织最大评定会费国;中国的自愿捐款,也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每年不足17万美元,升至2020年的1680万美元,2021年增至1.67亿美元。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2025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未来5年向世卫组织增加约5亿美元的支持额度。世卫组织的中国籍职员也在逐年增加。自1972年起,我国连续推送了9位副秘书长;2006年,香港特区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并于2012年连任。但目前世卫组织中国籍职员代表性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推送工作,确实刻不容缓、任重道远。
我国在世卫组织的代表性与大国地位的不相匹配,令人心焦。我自1964年出国留学,后成为世卫组织官员,一路行来都得益于国家的关怀与培养。如今,我虽已退休,但也继续回报国家,助力青年走向世界。退休以来,我主编修订7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相关书籍;2017年起为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和国内各高校开展讲座500余场。今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举办“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题党日暨“银龄思政课”,我以“走上国际舞台 参与全球治理”为题讲课,有报道称“讲座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条理清晰、讲解透彻,既有对全球卫生治理形势的精准分析,也有对青年成长成才的殷切嘱托,更有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深刻思考”;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中心举办中国—东盟妇幼健康合作中心第一期培训班,我应邀讲授全球卫生外交;9月,我为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志愿者进行外事礼仪培训,为10月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提前做好准备。这些年,我所做的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把经验留下、让人才走出去、将路铺广。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虽年逾八旬,愿继续奉献绵薄之力。(作者系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世卫组织前伙伴关系与联合国改革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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