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汉服穿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的高翔很有辨识度。他是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主任，并且连续15届以一线谈判代表的身份参加气候大会。

　　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高翔等多位中国代表团代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揭秘气候谈判背后的故事。

　　谁在谈判？

　　据介绍，今年中国代表团有110位(含港澳)成员，他们来自生态环境、外交、林草、气象、财政、农业等不同领域，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

　　每位“上桌”的代表手头上都有具体负责的议题，有的代表会分到好几个题，最多者身兼十余个议题。这对脑力、体力要求都非常高，大多数一线谈判代表的年龄都在25-40岁左右。

　　“这是个非常能战斗，而且很团结的团”，中国代表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对中新社记者说，气候谈判是跨学科的，对谈判代表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不仅要懂英语、有谈判技巧，还需要团队合作、建立信任、积累经验。

　　谈判现场没有翻译，需要谈判代表熟悉英语、临机应变。高翔说，自己所学专业是环境科学，也并非海归留学生，一开始对语言、对谈判过程都不熟悉，什么时候该举牌发言、该如何发言，都是边干边学的。

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图为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高翔在一场会议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怎么谈判？

　　有人把气候谈判形容为“抠字眼”，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谈判代表需要撰写并提交书面文本，之后再围绕文本草案一点一点地打磨，以形成共识。“大会第二周头两天我们主要在过文本”，COP29中国代表团适应组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学院副教授王艳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解释，就是在草案的基础上，一项一项地“抠细节、抠数字、抠表述”，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过，最后其实是一个各方妥协的过程。

　　气候谈判是多边谈判，一间谈判室里有时会坐几十甚至上百人。每个国家或地区代表都可以提出对文本的修改意见。不同意见会暂时以括号形式保存在文本中，然后随着谈判推进逐步打开括号。

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图为大会谈判现场。 (受访者供图)

　　谈判代表的工作并不止步于会场内的交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透露，会外的交流、磋商也不少。特别是进入第二周，各个代表团之间的会外交往和交流频繁，所以第二周代表们都很忙很辛苦。

　　谈判甘苦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樊星是第七次以谈判代表身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我带的衣服在大会开幕前已经穿完一轮了”，她笑称，因需要进行集团立场协调，谈判代表们提前抵达巴库，总共停留近20天。樊星对中新社记者表示，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她今年担任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和减缓工作计划议题协调员/发言人。“代表集团发声有压力，但也有更强的影响力”，樊星说，这样能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

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图为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樊星在一场会议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谈判不仅需要脑力，体力要求也很高。谈判代表要在不同的磋商、协调会以及代表团办公室之间来回行走。“昨天我的一双靴子就走坏了。”樊星对记者说。

　　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谋说，他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参加气候谈判，一次不落。记者约访他时已是晚上8点，他仍在与欧盟进行会外磋商。王谋表示，对谈判时熬夜、吃不上饭等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他印象最深的是2022年在埃及举办的COP27，发展中国家推动成立公正转型议题，“清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