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于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1月20日重返白宫，正式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开启特朗普2.0时代。这场政治胜利宣告了以大学平权与重振中产阶级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政策面临破产，并在内阁改组与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大刀阔斧改革下，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已经进入新一轮“保守周期”。[1]在权力过渡期，美国对内削减科研经费与加强意识形态审查，对外进行有限脱钩与人才排斥，重回高等教育维护国家安全与重塑传统精神的惯性路径。[2]随着特朗普2.0时代高等教育政策不断成形，其究竟有何发展趋向以及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又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立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角度，探讨特朗普2.0时代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动向与潜在影响，以此研判中国高等教育因应策略的未来走向。

　　一、特朗普2.0时代美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动向

　　长期以来，特朗普将高校作为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中枢机构，以此坚定不移地推进其“美国优先”政治议程。相较于其上一轮政治主张，特朗普2.0时代高等教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变革力度与手段方式均有所差异，主要表现为既推动回归保守主义、重塑意识形态、加强科研监管与限制人才流动为一体的复合议程，又展现出高等教育去联邦化与反全球主义后新的不可控性。整体而言，美国从“教育—科技—人才”三个方面架构起高等教育保守主义路线与美国优先叙事框架，以期系统消解自由主义传统并建构新的霸权体系。

　　（一）回归保守主义理念，重塑高等教育价值使命

　　特朗普的再次胜选，意味着美国民众的集体“右转”与保守主义力量走向新的高峰。当美国由进步自由主义逐渐回归保守主义后，高等教育中心任务从推动平权运动与稳固中产阶级转向弥合内部分化与重塑传统精神，在“去多元化”与“去联邦化”进程中背离公共服务与自由包容的价值使命。

　　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多元、自由与包容价值正在被重估。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终止非法歧视并恢复择优录取机会”行政命令，试图全面禁止此前联邦政府的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政策努力，打击与该意识形态相关的高等教育教学课程实践，从而肃清大学内部的“极左翼思想”及其分裂影响。[3]针对乔·拜登（Joe Biden）执政时期《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对性别歧视的放宽与保护，特朗普在竞选之初便称取消多性别意识形态是“第一天的优先事项”，就职后便签署“捍卫女性免受性别意识形态极端主义侵害”“让男性远离女性运动”等行政命令，通过“平衡的正义”与“性别二分法”推动高等教育回归西方传统价值观。同年8月，为了确保大学招生透明度，美国政府彻底改革和扩大综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以加强大学招生录取的种族准确性审核。[4]密歇根大学教授布伦丹·坎特维尔（Brendan Cantwell）对此表示，这种试图抛弃左翼自由主义话语而强化美国传统价值观叙事的实践，会在高等教育内部产生“寒蝉效应”，严重损害以多元、自由与包容为基础的大学精神。[5]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使命正受到保守主义政治改革重塑。受宪法约束，美国教育归各州所有，而联邦教育部仅能通过财政援助贷款、学生公民权利保障、专项资助计划管理、数据收集统计、组织运行监督五种方式影响高等教育发展。[6]为防止联邦教育职权加速扩张，特朗普以“把教育还给各州”作为行动纲领推动美国教育部废除进程，逆转联邦政府对大学机构的过度介入。[7]这与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如出一辙，而如若按照其纲领行动，那么美国政府下一步应当将教育部直接管理的佩尔助学金、联邦勤工俭学计划等关键项目分配给其他机构。此举势必会极大地冲击学生人权保障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但这些“次生问题”并未引起特朗普的关注。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为了高等教育治理减负与去意识形态化，毋宁说是为了解决地方自治抑或联邦优先的政治冲突问题。如果“以自由之名重塑高等教育”沦为政治运动的功绩，追求自由进步的大学使命让位于意识形态，那么高等教育弥合社会不公并增进人类福祉与社会进步的价值使命终将变为泡影。

　　（二）走向技术民族主义，加强科研监管审查力度

　　美国保守主义回归与民族主义、技术主义思潮叠加共振，加速形成“科技至上+民族优先”的复合型思潮。这在高等教育逆全球化与技术加速主义的双重压力下，逐渐演化为创新遏制型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倾向相适配，使对外学术脱钩与对内效率优化成为特朗普2.0时代科研监管审查的主基调。

　　特朗普团队以国际战略收紧管控科研安全风险的举措，基本延续第一任期的政策惯性。在上一任期内，其便通过定向科研投资与技术标准垄断收紧大学科研合作，从而发挥“弱他”与“自强”的双重功效。一方面，美国高举高等教育反全球化大旗，将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家安全防控重点，试图进一步减缓、削弱其他竞争国家的科技创新势头。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为“国家免受安全威胁”签署系列行政命令，严格审查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重点领域的高等教育项目，禁止以科研合作之名行技术转移之实。[8]同年8月7日，特朗普强调加强对联邦拨款的监督，指示政府改革科研拨款流程并弱化科研审批中的同行评议权威，以确保科研资助仅为国家优先事项提供经费。[9]另一方面，美国以战略聚焦与创新引导为抓手促进本土科技自立自强。面对全球科技创新彼此依存但又相互竞争的局面，特朗普新任期将传统学术脱钩升级成为技术自主、技术联盟、安全驱动与政府介入为整体的组合战略[10]，推动自由主义导向的科学研究朝“技术民族主义”加速迈进。这些行政命令看似是特朗普对学术资助的监管审查，实则是对学术自由与民主的攻击。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以及公众对于大学运营失误的担忧，新一任美国政府正在加大高校科研项目审查与经费削减力度，以此强化国家安全与回应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主张。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国大学由“马克思主义者”所经营，并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对科研项目进行包括多元化、公平、政治、性别与种族等敏感词在内的学术审查，否则联邦科研资助将会被终止。[11]在科研经费方面，白宫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间接经费削减至15%，将其所提出的91亿美元预算直接削减2/3。[12]这种严审查与减预算的叠加举措，已对依赖上述两大机构拨款的2500余所大学与研究机构产生冲击，其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高校运营资金链断裂、研究生招生规模削减、国际科研合作终止以及实验室被迫关闭等。不论是学术审查抑或预算削减，正在加速破坏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生态根基，对美国乃至全球知识生产体系造成负向影响。

　　（三）加强学术流动管束，调整人才引进与培养方向

　　人才引进与培养既是学术繁荣的核心要件，也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早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便强调维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化的关键，在于吸引世界级创新者与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尽管保守主义路线会使今后一段时间的美国人才政策持续紧缩与不确定特征愈发明显，但本质仍将围绕人才引进与培养展开，整体呈现为“选择性排斥”与“本土化培养”两个面向。

　　在人才引进方面，特朗普团队秉持“选择性排斥”逻辑实施学术流动限制，其新签署的“国家安全”行政令加强对持F-1签证、J-1签证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领域外国学生的身份审查，并要求所有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项目应与美国优先方向保持一致。[13]甚至，2025年6月4日发布的行政命令“通过应对哈佛大学的风险来加强国家安全”，暂停并限制任何外国人以非移民身份进入美国就读课程或参加哈佛大学主办的交流访问项目。[14]当然，这种人才封锁手段主要是为了切断竞争国家的科研人员进入美国高等院校学习与工作的渠道，而如若跳出大国竞争框架，或许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并非完全非理性。譬如，这类“选择性排斥”只针对“低技术人群”与“强竞争对手”，而在吸引其他高技能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特朗普政府与民主党的政策路线并无二致。由此可见，这位高举保守主义大旗的执政者虽然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用学术脱钩与减少H-1B签证规模推行一贯的人才“排外”政策，但其核心逻辑旨在通过学术流动管束加强创新人才筛选，在地缘政治棋局中彰显其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特朗普通过“本土化培养”推动人才自强与缓解产业空心化引发的就业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致使美国国内制造业衰退与产业链转移，而往昔繁荣的五大湖工业区深陷居民收入下降与阶层固化的发展泥淖，成为名副其实的“锈带”地区。[15]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本土白人工人阶级成为“处境不利者”，而以“努力便会有回报”的美国梦离年轻一代也越来越远。[16]为了扭转上述困境，特朗普试图加强STEM教育路线与本土科技人才的教育体系完善，提升美国公民的就业技能与构建自主创新系统。透过其第一任期签署的教育备忘录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会继续以《加强21世纪职业与技术教育法》（Strengthen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为基础，推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技能转向与人才培养的应用转型，为制造业回流与产业振兴奠定基础。[1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化本土人才培养或许可以构建封闭式创新体系，确保美国在产业革命中占据主导，但其或许会面临国际人才外流与全球知识生产协作活力削弱的双重代价。

　　二、特朗普革命与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动因

　　当特朗普再次胜选后，外界纷纷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只是回归相对传统与保守非理性的政策路径而已。事实却并非如此，特朗普正通过反全球化、反建制与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路线构建保守且闭塞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影响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意识形态与价值方向的巨大变革。具体而言，特朗普的再次胜选意味着新的革命，不仅仅代表“深层国家”（Deep State）对高等教育战略方向的调整，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内部的身份政治与拒绝“觉醒文化”。其真实意图在于重塑一个为白人工人阶级与保守派联盟服务的高等教育系统，并对高等教育全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失利”进行修正，复兴早被遗忘的美国精神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一）“深层国家”与战略方向调整

　　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深层国家”象征着以精英派为代表的隐蔽权力网络，他们是国家机器内部的核心力量，并通过官僚体系、新闻媒体等方式操纵美国政治走向，从而实现自身利益。[18]自美苏争霸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受到“深层国家”全球议程主导，将学术市场自由与进步主义文化相结合，积极推行全球化知识合作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传播。在历史终结论的持续影响下，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接受美式高等教育模式，即以民主平等“装饰”的价值内核、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市场化体系、以进步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以及以西方为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至此，高等教育成为美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工具，通过学术流动与文化融合构建单一的西方文明霸权体系。但从21世纪开始，新兴国家大学战略自主开始显现，非洲高等教育去殖民化趋势愈发明显，拉丁美洲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依赖也日渐下降。[19]这一变化促成金砖国家与非洲高等教育共同体构建以及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等区域性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全球南方”在西方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保持相对独立。在拜登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高等教育逐渐演变为具有排他取向的知识系统，对全球高等教育多极化局面加以遏制，加之俄乌冲突所引发的高等教育逆全球化危机以及各主权国家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探索，预示着其“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全球主义路线未能奏效。[20]很显然，美国“深层国家”再次选择了特朗普，也意识到有必要将战略方向调整为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路线。如今，特朗普的再度执政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意识形态调整，并回归到现实主义与国家利益优先的核心立场。

　　（二）政治重塑与反抗“觉醒文化”

　　特朗普的胜选代表美国核心利益圈层的战略调整，也预示高等教育面临保守主义政治重塑的影响。目前，特朗普阵营极力反对学术全球主义与进步主义进程，试图以对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扑，实现意识形态管控常态化与学术保守化的转型。譬如，现已出现的高等教育去联邦化、学术脱钩、大学人事任免干预以及科研文化审查，均是这场政治重塑运动的阶段性例证，其目的在于反抗“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并实现美国传统价值的回归。“觉醒文化”作为全球主义的核心议题，包含个人主义、多元性别、鼓励移民以及后现代主义主张等。[21]但在特朗普看来，这种文化表面上以社会正义与平等包容为外衣，实则鼓吹大学应为多元性别观念合法化与非法移民正当性辩护，已经损害本土白人阶级利益以及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对此，他极力反抗“觉醒文化”，一方面通过反对多元性别与种族批判构建“反觉醒文化”的意识形态，强行命令大学取消批判种族理论教学、性别研究与多元文化课程；另一方面，发挥科研经费拨款的杠杆作用，引导高校实验室或科研团队开展“觉醒文化”审查。[22]相较之下，这场政治运动与高等教育对于多元文化和个体自由的包容性主张形成鲜明反差，也成为大学意识形态禁令、取消多元性别与加强科研监管等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以统一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利益为宗旨，将教育、科技、人才、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置于美国传统价值观框架内予以同化，寄希望于抛弃自由主义路线，试图重新确立一个相对保守的高等教育新霸权体系。

　　（三）身份政治与“美国优先”叙事

　　在实践层面，特朗普不再纯粹追求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话语权，而是保持对美国高等教育内部事务的优先关注。特朗普新政府组建后，削弱身份政治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成为其政策改革的首要重点。身份政治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自由派与民主党人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精英所推动，业已成为少数族裔、多元性别等不同文化身份群体追求机会公平、社会承认与合法地位的社会现象。[23]为极力推广美式自由民主精神，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思想基础并逐渐走向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解构美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国家认同与民族信仰。在学术资本主义与高等教育市场化变迁中，彼时的美国大学以更加多元包容、自由开放与平等正义的方式接纳全球不同种族学生，甚至在招生录取、升学就业与荣誉分配方面对特定人群予以优待，以致于本土学生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的“失利者”。[24]特朗普再次回归后，“美国优先”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决定性叙事。这一元叙事基于“美国大学惠及美国人民”的理念，以此重建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叙事框架下，特朗普政府以教育为基，通过保守主义政策塑造符合美国利益与传统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净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环境及其价值取向；以科技为器，通过技术保护与垄断管制等手段阻断大学全球化合作中的资源外流和技术转移，遏制竞争国家的科技创新增长；以人才为链，通过“选择性排斥”与“本土化培养”形成“美国优先”的创新生态闭环，支撑本土产业升级与缓解社会矛盾。由此证明，“美国优先”的复兴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政策变革最为直接的驱动力量。

　　三、美国高等教育新政策对中国带来的潜在影响

　　当前，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政策变革势必会带来高等教育对外战略的重新调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便将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以科技封锁与人才筛查启动双方高等教育的“选择性脱钩”。在其执政的2.0时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正在加速推进高等教育整体“右转”，这意味着中美高等教育关系进入新的“保守周期”。这虽然进一步对中国形成创新竞争与人才断供的战略压力和不确定风险，但也为国际人才回流与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机会窗口。由此而言，理应辩证看待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一）中美高等教育竞合领域此消彼长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美高等教育合作变得愈发艰难，可能表现为以安全管控与风险规避为核心的“消极合作”。一方面，“美国优先”叙事与保守主义政策促使中美高等教育竞争加剧，其中意识形态竞赛或将成为长期焦点。譬如，特朗普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传统，以“爱国价值观”重塑大学的使命责任，中断与“美国优先”冲突的大学国际化项目，甚至利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顶端优势制造创新遏制与竞争冲突。这与联合国确保包容、公平、优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相悖，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等存在对立面，委实加剧两国高等教育的矛盾与冲突。[25]另一方面，中美在高等教育联合办学、人文交流与协同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日益萎缩。从目前的政策来看，特朗普将弱化高等教育议题与科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性，以所谓的“高等教育非对称性合作”为由，对中美大学合作项目展开意识形态审查。这既是为防止美国高等教育资源加速流向中国大学，也是基于保守主义对高等教育全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抵制态度，试图阻碍中美高等教育合作进程，以维持美国精英大学的中心地位。由于美国上述行动与“2025计划”纲领保持一致，导致其对中国高等教育议题被高度政治化与安全化，这可能对既有高等教育合作带来新的冲击。[26]整体而言，美国进入新一轮“保守周期”，这意味着美国将中国大学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中的崛起视为挑战与威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负面认知与竞争围堵将会进一步强化。

　　（二）科技“脱钩断链”风险持续增加

　　特朗普2.0时代对中国的竞争逻辑在于实现中美关系的“再平衡”，其中学术脱钩与科技封锁已经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砝码，但其影响将会维持在可控范围。在学术脱钩方面，特朗普曾在第一任期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安全和技术威胁”为由叫停中美高校学术交流与打击华裔科学家，阻止中国学者入境美国参与学术活动，更是以技术保护为名禁止美国大学对中国开展学术合作。[27]事实证明，上述种种行动已经加速美国科学研究的“去中国化”趋势与跨境高等教育流动的不确定风险，使中美高校学术脱钩进程不断加快。在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科技的限制与打压，巩固其在全球新兴技术产业链中的顶端地位。从其上任后的言论来看，特朗普极有可能通过科技出口管制与限制中美高校合作等方式，扩大对中国技术封锁并升级“小院高墙”策略，大幅增加敏感技术限制清单。加之美国参众两院保守主义力量的增加，相关立法的出台可能使中美高校科研合作“泛安全化”。当然，特朗普的实用主义逻辑以及埃隆·马斯克（Elom Musk）等科技至上主义者影响力的增强，或许会成为中美高等教育关系的“稳压器”，在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中仍然存在对话谈判的缓冲空间。尽管受到特朗普科研安全化政策影响，中美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不会随着美国政府重启保守主义政策而彻底“脱钩”，但长期来看并非真正有利于美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巩固其世界学术中心地位。面对当下中美高校科研合作的结构性失衡这一问题，以科技“脱钩断链”构建封闭创新生态系统的保护主义路线显然并非最优策略。

　　（三）人才断供挑战与回流机遇并存

　　随着高等教育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高涨，美国重要科技领域针对中国的人才政策或将重回“麦卡锡主义”。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承受美国科技封锁导致的高层次人才循环断供风险，也会迎来因政治审查与经费削减而加速的人才回流机遇，这一动态平衡将深刻影响高层次人才供给与科技自主进程。一方面，美国科技“精准断链”导致关键领域人才断供挑战加剧。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政府会参照10043号行政令，加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留学壁垒和签证限制，或将切断跨国人才培养合作通道与冲击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储备。[28]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人才断供也将遭受反噬，譬如“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加剧科研领域的“寒蝉效应”，导致大量STEM人才离开美国。在2010—2020年间，1.2万华裔或来自中国的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而中国学术人才净流入量于2021年超过美国。[29]如若特朗普“中国行动计划”再度重启或升级，而中国高等教育一贯坚持开放包容路线，那么会提升中国大学对全球高科技人才的集聚效应。在政治排斥、科研合作限制与职业发展困境的系统推力下，那些原本留美发展的高端人才或许会重新评估他们的选择。一项调查表明，35%的在美华裔科学家感到不受欢迎，72%的人认为学术职业不安全因素加剧，61%的人想要离开美国。[30]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人才政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切断关键领域人才供给通道的同时，也扩大中国作为“人才流出地”向“人才流入地”转型的机会空间。

　　（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战略窗口

　　当前，高等教育的单边主义趋势与数字化转型，亟须主权国家、多边组织与私营机构根据可持续化愿景开展合作共治。但美国当局对高等教育全球议题毫不关心，甚至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由联合国治理向国家中心治理转移，其于2025年7月22日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为例证。[31]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可能延续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作为非战略要点的施政路线，甚至会放任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多极化趋势。这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热衷构建一个独立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而是积极践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由全球向国家的治理转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战略窗口。一方面，美国退出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高等教育治理多边机制，有助于中国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南南高等教育合作以及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革等获得由此让渡的制度性权力，从而扩大自身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优先叙事对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规则造成冲击，有助于中国凭借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由“华盛顿共识”所主导的国际高等教育秩序。事实上，美国的国家主义回归，本质是将高等教育治理竞争从“隐形制度博弈”推向“显性体系对抗”，而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窗口期的作为，不仅关乎自身能否建构主导全球规则的大国角色，而且将决定未来高等教育可持续化发展方向。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存在差距，而对中国的考验在于能否提供比“美国优先”更包容、开放且辐射全球的高等教育公共产品。

　　四、中国如何因应美国新一轮高等教育政策调整

　　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复杂立场，中国需以精准开放和底线思维对冲美国高等教育政策调整所产生的风险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要以中美高等教育平衡治理为切入点，把握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竞争的战略关切及其执政初期释放的机会窗口，从本质特征与全球趋势层面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自主方案，以发展韧性机制、科技自立自强、人才环流战略以及多边治理体系为组合战术，推动中国大学在教育、科技与人才等多个层面突破特朗普2.0时代的封锁与打压。

　　（一）构建灵活稳健的高等教育发展韧性机制

　　发展韧性具有稳健、灵活与创造属性，能够形成回应国际秩序变动的自我恢复调节能力，展现高等教育增进世界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与文明对话的实践逻辑，从而消解当前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所带来的风险。[32]面对此消彼长的教育、科技与人才竞合态势，构建高等教育发展韧性体系至关重要。第一，增强高等教育系统稳健性。这是指在面对政治干预与技术变革等内外部冲击时，高等教育系统能够维持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等核心功能，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既要拥有承受美国竞争冲击的修复能力，又要在中美博弈压力下实现进化升级，通过学术自主、资源韧性、人才稳定与技术安全进一步增强自身动态适应与转型创新的潜能。第二，提升高等教育系统灵活性。当中美高等教育走向“有限合作”时，拓展与非洲、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范围，通过高等教育援助、跨国学术交流项目、国际学生联合培养、大学数字化转型战略合作以及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等，使高等教育系统快速适应全球竞争与科技革命趋势。第三，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创造性。随着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思潮互动博弈的不断增强，高等教育系统应通过在地国际化、虚拟国际化、无边界学习等创新实践形式，确保在复杂环境中对不确定性保持创造力，孕育高等教育本土发展与全球合作的创新空间，从而抵抗美国意识形态扩张及其所设置的外部障碍。

　　（二）健全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创新体系

　　虽然特朗普2.0时代的科技政策变得更加内收，或与科学全球化方向背道而驰，但给中国创造出学术外交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快健全高校创新体系，进一步促进开放合作与集成创新，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正确理清高校创新体系在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的定位与功能。高校创新体系是以知识生产创新与转化为核心，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跨界协同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动态耦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其本质是打破教育、科技与人才的线性关系，构建科技创新开放网络与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解决科技创新基础薄弱与成果转化机制滞后等问题，实现科技“自强”。另一方面，科学构建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创新体系。这需要理顺高校创新体系内部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资源、创新项目以及创新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体统筹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地方大学、大学科技园与科技企业力量形成广泛而有效的创新网络，一体整合创新链、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形成创新优势共享体系，一体破除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任务障碍实现创新协同运行，从而提升高校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与科技自立自强中的整体效能。[33]当然“自立自强”同样需要开放合作，以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合作突破科技封锁与开拓“全球南方”，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双方陷入全面学术脱钩，从而实现中美高等教育竞争“再平衡”。

　　（三）打造开放协同的拔尖创新人才环流战略

　　由于美国掀起的学术民族主义阻断关键技术领域的人才循环通道，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协同与有序流动的拔尖创新人才环流战略，以对冲美国人才封锁压力以及激活全球智力资源赴中国集聚。一是加强人才自主培养，面向集成电路设计、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等“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调整学科专业布局，通过强基计划、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培养基础学科与卓越技术人才，从而增强高校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二是加大人才精准虹吸，从人才签证、资源投入与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完善STEM人才发展生态环境，面向受美国安全审查的华裔科学家提供人才回流激励，将高校打造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创新高地与人才中心。三是推动南南人才共育，通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东盟“10+3”以及中非合作等多边机制，构建统一的高等教育学历互认框架，加强面向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人才共育机制，从而实现“全球南方”拔尖创新人才跨境流动。四是鼓励人才“虚拟环流”，借助元宇宙、科研大模型打造去中心化学术协作云平台，突破实体物理空间的人才流动与创新发展限制，从而加强全球学者之间的数字协作、资源共享与创新联动。整体而言，中国构建“内聚—外引—共育—云集”的拔尖创新人才环流战略，可以对冲美国人才封锁风险，加速吸引全球智力资源集聚，将中美人才循环“危局”转化为全球人才环流“新局”。

　　（四）重塑多边主义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相较于美国的国家主义与单边主义立场，中国需要基于多边主义与“再全球化”立场，重塑“全球—区域—国家”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而避免高等教育治理逆全球化趋势与碎片化困境扩大。在全球层面，立足于政府间治理合作逻辑，推进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治理创新。中国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治理倡议等公共产品，进一步夯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主导地位，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跨境学历认证与数字化转型等集体行动。[34]在区域层面，立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限度与幅度，推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有效互动。这需要发挥中国作为区域高等教育新大国协调者的角色作用，培育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兼容的新理念与新机制，增强协调亚太地区等周边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促进东盟、非盟等区域间主义治理合作，整体构建以区域为中介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在国家层面，维系主权国家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尊重发展中国家大学发展需求，确保“全球南方”可以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并共享高等教育发展的集体利益。[35]唯有更加积极地重塑“多边”与促进合作，拓展美国以外的高等教育合作伙伴，中国才能打破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西方中心”与美国极力推动的新霸权主义。

　　五、结语

　　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向：从取消多元化保护、削减科研经费，到开展学术安全审查、收紧外来学生签证与移民，再到即将解散联邦教育部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种种迹象似乎表明，美国正在摧毁其所构建的高等教育系统与学术自由体系，退出对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霸权主导。但事实上，虽然特朗普确实是在削弱美国长期以来的高等教育全球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但其目的在于塑造新霸权体系。这种新霸权思想并不关心高等教育全球话语权、大学软实力与全球治理，而是崇尚技术主导、资源控制所代表的实质性权力。这也解释了特朗普为什么通过人才限制、技术封锁与安全审查等关键环节控制来巩固美国的高等教育霸权，而非依靠国际组织及其多边网络主导全球秩序建构。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竞争及其人才和技术封锁将会持续加大，但仍要看到特朗普政策的“右转”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的机会窗口与可能空间。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真正成为一个在教育、科技与人才战略方面的自主力量，而不是与美国开展高等教育竞争的“零和博弈”。面对特朗普2.0时代的冲击与挑战，中国应该以多边主义与再全球化为切入点，增强高等教育发展韧性，完善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创新体系，打造拔尖创新人才环流战略，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推动中美高等教育关系从对抗走向竞容，共同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增进人类福祉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