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5日，韩国青瓦台迎宾馆。在教育部下半年工作汇报会上，总统李在明抛出一个令全场沉默的问题：“过去学生找到问题答案很重要，但现在只要提问，AI就能给出更好的答案。当前这种以选择题为中心、培养答题能力的考试，现在连基础电脑都能做到。标准化人才已不再有用，这是一个需要个性与创造力的时代。”这番话并非即兴感慨。它直指韩国高等教育AI治理的核心困境：当AI可以轻易完成标准化答题时，大学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又该如何规范AI在校园中的使用？而在更宏观的层面，韩国还面临着另一重危机——2024年，韩国在OECD38个成员国中的AI人才保留率仅排第35位，每万人净流失0.36名AI专家，约40%的韩国研究生选择在美英就业；斯坦福大学2024年AI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AI人才集中度仅为2016年的50%。

　　正是在人才外流与技术冲击的双重压力下，韩国在2025年至2026年间加速构建高等教育AI治理体系。从《AI基本法》的正式生效到1.4万亿韩元的人才培养投入，从全国首个大学AI伦理指南到AI安全研究所的运营，从AI首尔峰会的制度遗产到与UNESCO联合推出全球AI伦理课程。韩国正在走出一条全新的递进式治理路径。

　　一、立法奠基：亚洲首部综合AI法如何重塑高等教育制度环境

　　2026年1月22日，韩国《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等相关基本法》（简称《AI基本法》）正式全面施行。这部2024年12月在国会通过、2025年1月颁布的法律，使韩国成为继欧盟之后全球第二个、亚洲第一个推出综合性AI法律的国家。它的生效，为韩国高等教育AI治理奠定了根本性的制度框架。

　　《AI基本法》的核心治理逻辑是基于风险的分级监管。法律将AI系统区分为“高影响力AI”与一般AI系统：对可能影响人类生命、安全或基本权利的高影响力AI（如医疗、能源、公共服务、执法等领域）实施重点监管，要求进行影响评估；对生成式AI施加标识义务与透明度要求；而对其他AI系统则采取较为宽松的管理，以降低创新门槛。这种设计体现了韩国政府明确的鼓励创新立场，避免对AI实践的直接禁令，对AI业务运营商的执法机制也较为温和，注重引导合规而非严苛惩罚。

　　对高等教育领域而言，《AI基本法》的影响渗透至三个层面。其一，它为高校的AI研发与应用提供了可预期的法律环境，明确了AI系统开发者与使用者的权利义务边界，使大学在开展AI研究、开设AI课程、引入AI工具时有法可依。其二，法律将AI伦理教育纳入国家人才培养的法定框架，要求AI相关专业课程涵盖伦理与安全内容，这为此后教育部出台大学AI伦理指南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其三，法律鼓励各领域建立AI伦理委员会，为高校设立校级AI伦理治理机构、开展AI影响评估提供了法律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立法路径与欧盟形成了鲜明对照。欧盟《AI法案》将伦理条款法律化，具有强制约束力；而韩国则选择了“产业促进有约束力、人权保护靠原则”的轻监管模式。剑桥大学《商业与人权杂志》2026年7月发表的分析将其概括为“轻触式权利（Light-Touch Rights）”模式。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它根植于韩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位置：作为一个需要在AI产业中“弯道超车”的国家，韩国不愿让过度规制抑制创新活力。

　　二、人才突围：1.4万亿韩元背后的全生命周期战略逻辑

　　如果说《AI基本法》是治理的“骨架”，那么人才培养就是韩国高等教育AI战略的“血肉”。2025年11月10日，韩国教育部发布《为了所有人的AI人才培养方案》（AI for All），投入1.4万亿韩元（约合9.6亿美元），构建从小学到终身教育的AI教育体系。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将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阶段的AI教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标志着其AI教育战略从“基础教育导向”转向“全生命周期覆盖”。

　　（一）学制创新：5.5年博士背后的人才争夺

　　在顶尖人才培养层面，韩国的制度创新尤为激进。2026年3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引入了“学-硕-博贯通课程（Fast Track）”，允许学生入学后最短5.5年取得博士学位，较常规路径缩短2.5年以上。若与“AI英才高中”升学体系联动，从高中到博士最短仅需7.5年。这一制度设计的背后是韩国对AI人才年龄红利的焦虑。AI领域的顶尖创新往往由年轻研究者推动，而韩国传统的8年博士培养周期意味着人才进入产业界时已近30岁，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Fast Track试图通过学制压缩，让优秀人才在20岁出头即进入研究前沿或产业一线。配合这一制度，韩国还新设理工科优秀人才成长路径支援事业，选拔400名优秀本科生，每人每年提供约2000万韩元学业奖励金，并从本科阶段即参与核心研究项目。

　　（二）双轨并行：普及与专精的制度分工

　　在大学层面，韩国形成了“普及+专精”的双轨人才培养格局。普及轨道以大学AI基础课程开发支援事业为核心：2026年4月，从80所申请大学中选定20所（首都圈6所、非首都圈14所），每校最高获3亿韩元资助，开发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AI基础课程、AI伦理课程与融合课程，并建立课程共享机制。这一项目的目标是让非AI专业学生也能掌握AI基本素养。

　　专精轨道则以AI中心大学支援事业为代表：2026年5月，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从SW中心大学中选定首批7所（加图立大学、高丽大学、西江大学、顺天乡大学、崇实大学、成均馆大学、延世大学），每校未来数年最高可获240亿韩元（约1620万美元）资助，打造AI专门人才与AX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加上持续推进的AI创新共享大学事业（以联盟形式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和SW中心大学事业，韩国已构建起多层次、差异化的大学AI人才培养体系。

　　（三）区域均衡：破解“首都圈一极”的战略布局

　　韩国AI人才培养的另一条主线是区域均衡。长期以来，韩国的教育资源、科研基础设施与AI产业高度集中于首都圈，导致地方大学萎缩、区域差距拉大。AI时代如果任由这种格局延续，地区间差距将进一步深化。为此，韩国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打造10所首尔大学”倡议向3所核心国立大学提供增长引擎与AI领域配套支持，未来5年追加超4000亿韩元投资；“地方大学全球化30计划（Glocal University 30）”。该计划在5年内向30所非首都圈大学投入3万亿韩元；区域创新核心大学支援体系（RISE）将超过50%的大学财政支援权限（每年超2万亿韩元）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其根据本地产业需求灵活调整大学方向；2026年起向3所据点国立大学投入300亿韩元，建设GPU基础设施并主导区域产学合作。这些举措的共同逻辑是：将AI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绑定，让人才在地方“培养—就业—扎根”，而非全部流向首都圈。

　　（五）产学融合与全球引才：供需对接的双向努力

　　在人才供给端，韩国以“产业需求驱动”为核心理念。契约学科与契约定员制允许大学与企业签订协议，开设定制化专业；校企联合实验室（如成均馆大学与三星电子的半导体工程系、首尔大学与三星重工的AI造船合作）将人才培养嵌入真实研发场景。在人才引入端，面对严峻的人才外流，韩国在27所“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K21）”优秀大学试行签证与永居权快速通道，将留学生获取永居签证（F-5）的周期从6年缩短至最短3年；新设国家讲座教授制，使世界杰出教授不受退休年龄限制。2026年8月5日的教育部工作报告进一步释放了加速信号：在所有英才学校与科学高中设立与大学、企业联动的“AI深化研究班”；将AI重点学校运营规模从此前规划的2028年2000所大幅提升至约4000所；支持大学AI联合订阅，确保所有大学生都能使用AI工具。这些举措表明，韩国的AI人才培养正在进入加速期。

　　三、伦理校准：当AI作弊倒逼全国统一标准

　　如果说人才培养是韩国AI治理的“进攻端”，那么伦理治理就是“防守端”。而这一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现实危机倒逼出来的。

　　（一）从校园危机到全国指南

　　2025年，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韩国顶尖高校相继曝出AI作弊事件。学生利用生成式AI完成作业、论文的学习外包化现象引发广泛关注，而各高校此前缺乏统一的AI使用标准，有的课程全面禁止，有的放任自流，教师与学生均陷入困惑。正如韩国媒体所指出的：“大学社会普遍共享的AI活用指南缺位，是主要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教育部与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座谈会，发布《大学人工智能（AI）活用伦理指南（草案）》，经意见征集后于4—5月向全国大学正式分发。这是韩国教育部首次出台面向全国高校的AI使用统一伦理标准。指南确立了五大核心原则：学术真实性、人本中心性与责任性、透明性与可信性、公正性、个人保护及安全，以及十二项细则。在教学实践层面，指南要求教师在课程大纲中明确AI使用范围，学生使用AI完成作业时必须提交参考文献记录，评价设计优先推荐线下考试，在线考试应设计AI难以直接模仿的综合性、思辨型题目并辅以面试验证。这些规定的核心逻辑是：不禁止AI使用，但要求透明、可追溯、可验证。在承认AI作为学习工具的前提下，捍卫学术诚信的底线。

　　（二）三层治理架构与“轻监管”的内在张力

　　大学AI伦理指南并非孤立存在，它嵌入在韩国更宏大的AI伦理治理架构中。目前韩国已形成“法律—国家伦理原则—行业指南”三层结构：《AI基本法》提供上位法框架；2026年8月即将发布的《韩国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修订版）以三大核心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公共利益、人类可持续性）和七大原则为全社会提供自愿性伦理标准；教育部的大学AI伦理指南则为高校提供具体操作规范。

　　然而，这一架构的内在张力也十分明显。与欧盟将伦理条款法律化不同，韩国的国家AI伦理原则明确为自愿性指南而非法律法规。在2026年8月14日的公开论坛上，Kakao公司AI安全负责人金庆勋直言：”伦理推荐与法律义务不能混淆，自愿性指南不应以规制方式运作。”韩国AI与软件产业协会负责人也表示，伦理应帮助弥合智能体AI、物理AI等新技术与立法之间的鸿沟，而非成为新的合规负担。这种行业诉求与政府鼓励创新立场高度一致，但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担忧。当伦理保护仅靠自律时，其实际效力几何？剑桥学者的“轻触式权利”批评正是针对这一张力。

　　（三）AI安全研究所：技术治理的制度支撑

　　伦理治理不仅需要原则，还需要技术能力。2024年11月27日，韩国AI安全研究所在大田电子通信研究院内正式成立，是全球第六个国家级AI安全研究所。该研究所的设立是2024年5月AI首尔峰会的核心成果之一，职能包括前沿AI模型的安全评估与测试、AI安全技术研发、政策研究与国际合作。2025年10月，韩国AI安全研究所主办首届“人工智能安全首尔论坛”；12月召开AI安全联盟联合会议，回顾国际AI评估网络进展并分享年度研究成果。在高等教育领域，韩国AI安全研究所与高校合作开发AI安全课程、培养安全评估人才，将技术治理能力嵌入人才培养体系。

　　（四）教育评价改革：最深层的治理挑战

　　伦理指南可以规范AI的使用方式，但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AI可以完成标准化答题时，大学该选拔和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正是李在明总统8月5日发问的深层含义。韩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已开始研究大学修学能力考试改革，讨论引入绝对评价制与论述型、作文型题目，计划于2026年10月发布《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草案、2027年3月最终确定。

　　然而，这一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在顶尖大学招生定员无法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引入绝对评价可能带来更大的公平性质疑。评价体系的转型是韩国高等教育AI治理中最艰难、也最关键的一环——它关系到整个教育系统的价值导向，远比出台一份伦理指南复杂得多。

　　四、全球发声：从规则接受者到议程贡献者

　　韩国高等教育AI治理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国内。在构建国内制度体系的同时，韩国也在积极谋求全球AI治理中的话语权。

　　（一）UNESCO合作：将伦理教育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2026年7月20日，韩国“LG人工智能研究院（LG AI Research）”与UNESCO在首尔联合推出全球AI伦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AI Ethics MOOC），UNESCO总干事哈立德·埃尔-埃纳尼、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崔教珍出席。这是韩国私营AI研究机构首次与UNESCO合作开展全球AI伦理教育，也是2024年AI首尔峰会期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后的首个重大成果。

　　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以UNESC 2021年由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为基础，包含10个模块，强调AI开发者、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在AI全生命周期中可应用的实践技能，通过“在线教育平台（Coursera）”向全球免费提供。这一合作的意义在于：韩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是开始将本国的AI伦理实践与UNESCO全球标准对接，并通过教育产品的形式向全球输出。对韩国高等教育而言，这意味着本国高校的AI伦理教育将与全球标准接轨，韩国学者可直接参与全球AI伦理课程的开发与传播。

　　（二）多边框架中的韩国角色

　　在更广泛的多边舞台上，韩国的身影日益活跃。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韩国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促进亚太地区AI治理合作与能力建设，强调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AI能力建设。在OECD框架下，韩国持续参考《可信AI建议》并在OECD AI政策观察站分享本国高等教育AI治理经验。在联合国层面，韩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AI治理对话，分享AI基本法立法经验与人才培养实践。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2026年报告明确指出，韩国应通过AI首尔峰会、KAISI、亚太经合组织 AI倡议等平台积极参与全球AI治理，弥合全球AI采纳鸿沟。

　　此外，韩国高校与国际伙伴的实质性合作也在推进。2026年7—8月，全南大学、全北大学等地方国立大学与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联合举办“韩美学生共同暑期AI项目”。韩国教育部在《2026年教育部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通过高层联合委员会、国际教育论坛常态化等方式，推动AI教育模式的国际输出。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韩国高等教育AI治理的全球维度。

　　五、韩国模式的启示

　　从2024年AI首尔峰会的主场宣示，到2026年《AI基本法》的正式生效；从1.4万亿韩元的人才培养投入，到全国首个大学AI伦理指南的出台；从AI安全研究所的技术评估，到与UNESCO联合推出的全球伦理课程——韩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构建了一个涵盖立法、人才、伦理、安全、国际合作的高等教育AI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以危机意识驱动制度创新，以产业需求锚定人才培养，以轻监管换取创新空间，以伦理校准防范技术风险，以全球合作提升制度影响力。它不是完美的，轻监管的效力存疑、评价改革步履维艰、区域差距仍待弥合，但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欧盟强规制模式的治理路径，一种在创新与规范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实践。

　　对于正在探索高等教育AI治理的各国而言，韩国经验的启示或许在于：AI治理不是单一的立法或监管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人才培养体系、教育评价导向、伦理文化建构、国际合作网络的系统工程。唯有将这些维度置于统一的战略框架下，才能在AI时代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价值重塑。而李在明总统的那个问题：“标准化人才已不再有用”不仅是对韩国的发问，也是对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时代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