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本刊刊发的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的文章，站在人类历史的拐点，深刻剖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深远影响。

　　文章认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教育治理需要跨界思维与全球视野。这与《纲要》中提出的“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战略目标高度契合。作者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梳理，揭示了教育在新时代的关键使命——如何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并推动教育的国际化与创新。这是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深刻思考，也是对《纲要》精神的有力呼应。

　　当我们把目光做一个转向聚焦，跳出教育纵观世界，我们便会惊奇地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车轮驱动着全球化、新工业化、生态化、信息化、智能化和数据化时代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系统而深刻的变革，对教育发展变革尤其是教育治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这无疑成为人们开启下一个时代教育起点的窗口，并促使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也随之进入到关键的拐点。这是全球教育治理以及中国国家教育治理必须建立的宏观视野。

　　一、人类发展的历史拐点与教育十字路口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术革新和传播持续推动人类创造新的世界。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历史不断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未来，人类将走向何方？还可以走多远？

　　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推动科技飞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这些因素促使第四次工业革命汹涌而至，这是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第四次工业革命论”首倡者、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认为，这场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它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数据化，它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即通过技术融合消除数字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1]从而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源储存、量子计算等技术变革同步进行，融合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本次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原因在于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而且新技术也在不断催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这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更改变了整个社会和我们的身份。

　　这些变革让各国、各类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而认识和理解这次革命需要跨界思维。这次革命在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将从速度、深度、广度上给个人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冲击和变化、机遇与挑战。然而，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南北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还未消除。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这些问题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合流，将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拐点。

　　放眼全球，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我们不仅需要反思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还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是否能够适应并引领人类积极拥抱变革？教育这把钥匙能否打开一扇可以让我们看到希望和未来的思考之门？如果基于工业化的现代教育基础没有作出深刻改变，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只不过是没有触动问题本质的外部改良方案。这才是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育发展十字路口的分水岭，也正是这一转向，我们看到了一扇开启新时代教育与教育治理的大门。

　　二、全球化新文明时代的教育治理

　　如果说告别工业化社会，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文明时代是人类走出当前困境的大势所趋，那么，正在蓬勃发展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大潮，又给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治理带来了新的动力，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治理及全球教育治理的兴起。

　　21世纪，随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持续发展，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以人工智能、数据化等深度融合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这种趋势日益加速。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人类面临许多领域的问题都具有全球性，如核威胁、气候、环境、卫生、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全球数据治理等，这些问题一旦爆发，各国很难独善其身。各国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协同合作，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全球治理是国际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各个行为体的共同合作，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协调各自利益和政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各种跨国和全球性挑战，并支持各个国家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活动。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改革开放中日益发展和崛起的当代中国，引领着世界的发展，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国际社会赋予中国更多责任与希望。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表明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认同，有助于澄清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与误解，而且表明当代中国的担当，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不足”的指责，还表明当代中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共同进步的理念与追求，有助于占领道德制高点，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引领人类的发展。

　　教育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具体内容之一。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推进势必促进教育治理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对于“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教育和教育治理的理念、规则、方式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和冲击。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旗舰报告《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学习以实现教育的承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指出，全球教育面临“学习危机”——上学却没学到知识，这不仅是浪费发展机遇，也是对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的巨大不公。造成学习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效的教育管理和治理。

　　近年来，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间隔一段时间委托一个专家委员会编写一份关于教育的全球报告，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并激发变革。萨赫勒-沃克任主席的“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 在2021年提交了《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简称《萨赫勒-沃克报告》（Sahle-Work Report），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新教育报告。它瞄准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把教育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石。在教育观念上，该报告延续并拓展了2015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提出的“教育和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思想，倡导把团结协作融入教育的核心价值，通过重塑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场所和技术等，去创造全人类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和谐未来。报告明确提出，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各国要加强研究创新、全球团结与国际合作。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性教育问题如教育平等、全纳教育、农村教育、女童教育、难民教育、学习危机、全球公民教育等将持续存在且有复杂化的趋势。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也让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成为具有全球性特质的难题，如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核心素养、信息技术教育、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教育与创新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全球教育治理这一理念、方式及行动在世界各国教育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要求世界各国站在全球的高度，运用现代治理的理论和理念，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充分运用国际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力量，寻求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世界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十国集团、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等，以及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等全球知名智库，都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行为主体，它们正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到全球教育领域的治理过程之中。

　　三、研究全球教育治理——中国教育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变革，同样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中国产生影响，也对中国的教育治理提出全方位挑战。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时代任务。同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亦是中国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努力实现本国教育现代化的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特色的教育智慧、教育治理方案和力量，既是中国的使命，亦是担当，更是走向教育强国、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研究国家教育治理及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实践、经验及教训，已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社会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治理的阶段，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开放体系之中，从1978年到2024年已经有40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教育同步助力改革开放走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与此同时，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人民对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教育作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驱力，已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全球化时代，教育开放不仅关系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更直接关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2019年2月，中国颁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明确提出对内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外则是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势必对教育治理的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等提出新的要求。

　　坚持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教育政策。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作出系统性安排。2016年7月，教育部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提出加快和扩大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202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与生动实践，为中国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2023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明确指出了教育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当代中国拥有一群怀抱着理想、洋溢着激情、时刻关注着中国乃至人类命运、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术研究者，其有义务也有责任从事教育治理包括全球教育治理的研究工作。研究原则应是“全球视野，中国本位，问题导向，专业研究”，通过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出思想，出人才，出产品，出效益”，真正发挥学术研究者的作用，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推进中国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促进全球教育治理理念、结构与体系的变革。

　　注：本文系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组织撰写、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全12册）丛书所撰写的总序，本刊刊用时有删改。

　　参考文献：

　　[1]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与对策[M]//钱颖一等.创新驱动中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