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驻瑞典、驻瑞士使馆教育参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代表。

　　编者按

　　2026年，邓煜、王虹获得菲尔兹奖，中国籍数学家由此实现这一奖项“零的突破”。奖项令人振奋，但一枚世界级奖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能力？

　　本文从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谈起，结合作者任驻瑞典教育参赞期间的观察，重新审视获奖者、人才成长与科研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出了几个获奖者”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怎样的环境，能够让世界级成果持续生长。

　　不久前，我国优秀青年数学家邓煜和王虹荣获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

　　当人们把菲尔兹奖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时，很自然地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诺贝尔奖不设数学奖呢？

　　诺贝尔是瑞典人。他博学多才，一生发明众多。为了发展采矿业，他潜心研究炸药，一生拥有355项专利。100多年前，这位睿智的化学家在临终前立下遗嘱，用自己生前积累的所有财富设立了诺贝尔基金，每年向在生理和医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颁奖，以鼓舞后人为世界科学做出贡献。

　　关于诺贝尔没有设立数学奖，其原因也有多种传说。传说之一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诺贝尔本人所从事的化学学科特点，他早年间认识不到数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而非常重视实验性及实用性科学。

　　传说之二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据说当年诺贝尔深爱着的一位姑娘，最后被一个数学家拐跑了。一气之下，诺贝尔设立奖项时将数学学科排除在外。这个看似有些花边的故事，却在瑞典诺贝尔博物馆的文字介绍中明明白白地记录着，很有些官方认可的色彩呢。

　　在我担任驻瑞典使馆教育参赞时，距教育处办公楼两公里之外有一处豪宅，据说就是那位诺贝尔情敌数学家的故居，现在已成为瑞典数学家协会的活动场所。晚上散步时，偶尔会看到那里灯火辉煌，宾客盈门，那是众多数学家们聚会的日子。

米塔格-莱弗勒数学研究所主楼，原为瑞典数学家 Gösta Mittag-Leffler 与妻子的私人居所

图源：Institut Mittag-Leffler 官网/Markus Marcetic

　　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共同作为享誉世界的两个著名科学奖项，有几个不同点。

　　一是评选频次不同。诺贝尔奖年年都评，菲尔兹奖四年评一次。

　　二是年龄限制不同。菲尔兹奖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要求获奖者在颁奖当年必须在40周岁以下，而诺贝尔奖只要获奖者健在即可。

　　三是对研究成果的时效要求不同。根据诺贝尔遗嘱，获奖者的科研成果必须“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为了衡量其贡献程度，获奖成果往往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检验方可定夺。而菲尔兹奖的获奖者显然是在上一次评选后四年之内所获得的成果。

　　如何看待获奖者与国家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的关系，是否具有诺贝尔获奖者的国家，其科研水平就一定很高？

　　同样，中国籍青年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就可以说明我国培养基础科研拔尖人才的体制已经趋于完善？

　　在我担任驻瑞典教育参赞时，曾有机会多次与诺贝尔评委们交谈。评委们并不把一个国家科学家的获奖与否作为衡量该国科研水平高低的指标。

　　原因有三。

　　一是获奖者得奖时距其成果产生时已过去二三十年，因而很难将获奖者与当时所在国的科研水平挂钩。

　　历史上经济欠发达国家亦有获奖者出现，如1995年墨西哥的莫利纳和1999年埃及的泽维尔分别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当然，纵观历史长河，多数获奖者来自欧美经济发达国家。

　　二是没有一位获奖者在进行科研之初，是瞄准获奖去工作的。只有在科研道路上扎实工作，心无旁骛地专心投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纳特在核糖体结构方面的研究，经历了25000次失败和长达20年的坚持。2021年物理奖获得者哈塞尔曼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气候模型研究，直至90岁高龄才获奖。

　　因此，获奖者开始研究之初，是否处于一个自由选题、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研究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由于每个奖项获奖人数最多不超过三人，他们仅仅是众多获得世界级研究成果科学家中的幸运儿。

　　同样道理，如果仅仅用菲尔兹奖这个指标来评判中国数学教育是否成功，也是有局限性的。

　　邓煜、王虹两位获奖者的经历，除了他们本身具备的对数学研究的热爱执著、心无旁骛、不惧挫折等优秀的意志品质外，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严谨的教学环境和扎实的基础教育为他们插上了翅膀。

　　但真正托举他们起飞的气流层，是国外自主选题的科研环境、高水平的导师指导、充分的团队思想碰撞、毫无外界非科研事务干扰等因素。

　　王虹在获奖后的正式回应中，就特别感谢自己得到导师的研究方向的指引，和后来身处专心进行数学研究的环境。她还把成果归功于那些愿意与她分享直觉、疑问和研究经验的同行。

图源：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官网

　　如果说邓煜、王虹的成功说明了基础科学研究中的“种子”与“土壤”的关系，人们自然会进一步思考怎样优化学术环境和土壤，让更多优秀人才种子在本土发芽自然生长，让世界级原创成果在中国率先诞生。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号称AI天才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和月之暗面公司创始人杨植麟的突破之路。除了国家宏观环境快速优化的产业生态为他们提供的充足电力和算力资源等外部条件外，两人创业成功之路也很值得探讨。

　　两人均在国内高校接受过本科理工科教育，后来均创办了民营企业。因此创业项目选题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干扰。同时他们都有优秀的国内外导师作为学术引路人，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科学训练并确定研究方向，为他们日后在AI领域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在人才招聘时，他们二人都在昔日的同窗校友中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拔尖人才，形成目标一致、理念相同，能力超群的优秀团队。公司运营具有扁平化管理特点，月之暗面公司号称内部“无职级、无KPI、无部门墙”。

　　当我们在部分科研领域取得世界级突破之际，不应急于庆祝，或作出不够客观的简单结论。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我们的进步，更要承认我们的短板。

　　很显然，要取得科学领域特别是基础科研领域的突破，必须为科学家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包括打破KPI内卷，排除外部干预和非科研事务负担，允许宽松自由的科研选题，对研究成果产出时间不设限，破除论资排辈理念等等，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攀登人类科学的高峰，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全面创新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