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维方，1983年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闵维方：中国高教改革的探路者

　　文/张新华

　　在斯坦福，闵维方笑出了中国人的自豪。

　　"崇拜强者，从不怜悯弱者，不断淘汰劣者"，闵维方一踏进斯坦福的校门，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既"毫不留情"又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风。

　　闵维方不怕挑战！还是少年的他，当年就从大东北的齐齐哈尔，自个儿考到了首都数一数二的重点学校—北京第八中学。

　　闵维方的命硬！高中毕业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当矿工时多次负伤。一次，塌方的巨石砸得他脚骨粉碎性骨折。一位老工人背着不省人事的他，愣是从坑道里爬了出来。

　　"国家派我出国深造，每年要花上万美元，我在门头沟挖过煤，知道这钱够咱们矿工挣一辈子的！"

　　强手如林。面对发达国家来的"尖子们"，他开始对自己这条"捡来的命"发狠。美国学生一天用5小时看书，他用10小时；别人选修3门，他选6门；人家是5天制，他7天埋头苦读。

　　所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闵维方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第一个矿工出身的学生；第一个用最短的时间获得三个学位（高等教育硕士、组织社会学硕士、教育经济学哲学博士）的学生。

　　他的导师亨利·莱文（Henrylevin）在呈送提供富布莱特奖学金的美国国际教育学会的文件中高度评价了他的学生："闵维方是我20多年来培养的100多位博士中最优秀的一个。"

　　回国后，印像最深的是“国家需要你，你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本事,做大事,做举足轻重的事”

　　北大召唤闵维方这样的优秀学子，闵维方选择了北大。那是缘分。

　　在马不停蹄的参与中，闵维方发现中国的教育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有做不完的实事，研究不尽的课题。

　　与国际接轨，闵维方有自己的优势。1988年，世界银行要启动一个中国贫困省教育的投资项目，他们一眼便选中了身为世行顾问亨利·莱文的得意门生闵维方，来统领《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与规划》的研究报告。

　　北风呼啸着穿过没有玻璃的窗户，飞舞的雪花扑向又破又脏的教室，扑向满是尘土的石桌石凳，扑向脸上、手上过早地被风刀雪剑刻下痕迹的农家娃娃。

　　空气混浊的窑洞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孩子们挤在一起念书。残缺不全的破椅烂桌，怎能承载那一颗颗渴求知识的心灵？！

　　黑黢黢的山路上，移动着一队矮小的黑影。那是要翻山越岭去上学的孩子们"闻鸡起'步'"了。树林中忽明忽暗的手电光束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照着乡村孩子们艰辛的求学之路……

　　不用多了，贫困地区艰难办学的几个镜头，就牢牢抓住了闵维方的心：世行的项目一定要做好、做成！他不辞辛苦地跑了贫困地区的十几个县、上百所学校进行调查，亲自执笔写出了15万字的研究论文，逐字审定了关于《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与规划》共30万字的研究报告。

　　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报告",10年来，它为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赢得4亿多美元（33亿多人民币）、35年无息的投资贷款奠定了基础。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世界银行高教投资顾问闵维方功不可没！

　　"人生有几个10年？"闵维方在回国10年后的今天这样问自己。其实，他已经用不知疲倦的勤奋做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事情。

　　他在高等院校规模效益的研究中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平均规模越小、办学成本越高的理论框架及数学模型，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战略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斯坦福，闵维方笑出了中国人的自豪。

　　他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模型，初步建立了一套拨款公式和一个供财政部门使用的决策支持系统。这项研究被列入"八五"国家重点项目，他还应邀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作了专题报告。

　　他在国际上首次应用"无形劳动投入"观念和组织动力学理论分析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效益，提出了关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框架及相应的数学模型，作出了科学的定量分析。这一成果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后，被收入《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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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闵维方10年来主持了8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在学术上扎扎实实地带了个好头。由于他与世界银行的出色合作，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流向北大。尽管他在所里推行人才流动、来去自由的政策，但大部分出国深造的师生仍然愿意回到这个有做不完的课题，让人活得充实、舒坦的集体。

　　斯坦福是美国的"一流"，北大是中国的"一流"。1995年，年仅45岁的闵维方被任命为中国一流学府的副校长。面对这个百年历史上有过无数知名学者、能人贤才曾经荣任过的举足轻重的职位，一心扑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的闵维方并不情愿。但最终他还是想明白了，行政工作虽然是一种服务，一种牺牲，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做"好老师"，他甘心情愿为他们铺平道路。

　　"您的办学思想是什么？"在"北大"这位饱经风霜、学识渊博的"世纪老人"喜庆百岁华诞之际，有记者问常务副校长闵维方。

　　"简单地说，大学就是'大师之学'。一流的学校必须有一流的学者。"他说，"世界一流的学校无不把教师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1300名教师中，有600多名正教授，14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98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86名工程院院士，209名美国文理学院院士和众多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您做校长的哲学是什么？"在斯坦福，闵维方曾问校长。

　　"哲学？哦，我的哲学是没有哲学的哲学。我的工作，就是把最优秀的教授留在斯坦福，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因为有了最优秀的教授，自然就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投奔，也自然能吸引到几百几千万源源不断的科研经费。"他认为，校长道出的，正是办学的真谛。他还记得，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在斯坦福当教授，连续5年获得学生们无记名投票评出的优秀教学奖。可聘期届满后，他却被学校解雇了。义愤的学生去质问校方，被告之"他教学虽好，但5年来学术成果平平"。学生们这才知道，在世界一流的大学，只有世界一流的学者才有资格被聘为终身教授。

　　"北大也不需要简单的教书匠！""悟道求真"的闵维方主张以学科建设带动教学、科研，以大师级的标准去塑造现有的教师队伍。"到2000年，我校500多名年轻博士的队伍要发展到1000多名。"短短两三年内让博士"土洋结合"、"打滚"、"翻番"的宏伟计划已跃然于胸。而他自己在繁忙的领导和科研工作中，就超负荷地亲自指导着12名博士生。

　　“斯坦福”创造了“硅谷”，“北大”造软了“北大方正”。信息时代的大学如何面向社会竞争，参与经济发展？--与闵维方对话

　　在国外修学分时，中国学生老得A、优，到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时，就没那么出色了。而美国的社会不可能把教育搞得太窄、太死板，它的教育不是简单地以传授知识为主，而是以培养学生素质为主；强调的是自主思维能力下的灵活性、创造性、适应性。"

　　"为什么中国人能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崭露头角，而70～80％的诺贝尔奖得主却出在美国？"当有记者问闵维方。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闵维方显得有些激动。

　　"美国历来注重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并通过这种参与，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创新的研究。这种参与使'斯坦福'创造了'硅谷'。如今，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研究开发机构围绕着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其中最大的是拥有3500多人的斯坦福研究所。此外，当地还有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圣荷西州立大学这样的专门培养大批企业急需的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与高科技产业互相依托、促进，使'硅谷'的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新技术的摇篮'。我在斯坦福，亲眼目睹了这一奇特现象。

　　"大学和经济的结合，是现代社会的奇迹，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信息社会中，新的国际分工和竞争优势将不再主要依据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甚至不再主要依赖资本的存量，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对科学知识信息进行创造、加工、传播、存储和迅速应用的能力。信息是未来世界经济的'电流'，而大学是产生电流的'发电机'。这个比喻相当贴切地说明了信息时代大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借鉴美国的'斯坦福一硅谷'模式，日本建立了筑波科学城等20几个科学工业园；英国建立了剑桥工业园等2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台湾地区有围绕新竹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新竹科学园区；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等，也都在建立类似的科学园区。"

　　"您作为北大的领头人之一，在大学与社会经济的结合中有什么设想？"

　　"我们北大有北大方正，那是中国人自己的高科技，它的产值从1992年的5亿逐年递增，经10亿、20亿、30亿、40亿，到1997年的60亿。成果显著，但也面临IBM等许多世界性高科技企业的竞争。

　　"我们北大有53个研究所、72个研究中心，8个学院、40个系，101个博士专业、148个硕士专业，有23000多名学生、4400多名硕士研究生、1600多名博士生在读。我们今后应特别加强教育的综合化和通识化，强化概括性强、适应面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促进文、理、工科的相互交叉与结合，培养学生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独立思维的能力和创造能力，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开放办学中，在各种参与和交流中，培养出新一代高水平的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闵维方稍稍停顿了一下，谈起《亚洲周刊》（英文版）曾经公刊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大学的一次评比。"50所榜上有名的大学中，中国只有4所:
进入前10名的，只有北大。北大的综合指标排第7，教师声望排第1，生源排第1；而学校资源却排37，教师年收入排在了40......"

　　"凡是和钱有关的都排后吗？"

　　"是的。这与整个国家的状况有关。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199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3%，现在实际在下降，是2.43%，到2000年要达到4%。而发展中国家现在平均是4%，发达国家平均为6%，世界平均水平是5.2%
。怎样使有限的教育投入发挥更大的效力，这是我一直在深思、在研究的课题。

　　"从过去较多的政府直接行政控制和管理的模式，逐渐转向一种由政府通过立法、投资、政策和监测评估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充分发挥大学的人才优势与科技优势，提高办学的质量与效益。在扩大学校自主权的同时，强调对大学的质量监控和社会责任，这是全球性的大趋势。

　　"中国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十多年来，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许多课题我们已经研究，正在研究，将来还会再研究。"

　　“国际大学校长论坛”——百年校庆中最精彩的片段。北京大学促成了这个机遇;研究教有的闵维方挑起并抓住这个机遇,
导演了一篇中外合作、横贯东西，题为：《世界名校校长谈21世纪》的“超级论文”

　　"百年校庆"带着世纪的辉煌，把北京大学又一次推向中国教育界的顶峰，推向科技兴国的最前沿；也让闵维方在这块世纪的舞台上，着实地"火"了一把。

　　作为"国际大学校长论坛"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和"百年校庆庆典晚会"的总指挥，闵维方忙得寝食不安。

　　"你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前来参加"国际大学校长论坛"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盖哈德·卡斯帕尔教授曾问闵维方。

　　面对这位来自"国际母校"的校长，闵维方笑答："我工作25个小时。"他"幽"的这一"默"，令卡斯帕尔校长大笑不止。身为校长的他深知一个"常务副校长"在百年校庆中的忙碌，也知道闵维方本来就是一个每天工作25个小时都嫌不够的人。

　　"北大的百年校庆是'大手笔'的。作为这篇佳作的创作者之一，您最得意的片段是什么？"记者问闵维方。

　　"最精彩的片段是'著名大学校长论坛'。"闵维方脱口而答。

　　"国际大学校长论坛"实际上从今年3月25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廷教授在北大的演讲就拉开了序幕。打那个时候起，利用百年校庆之机，邀世界高等教育界巨头，合奏一首'21世纪高等教育畅想曲'的想法，就已在闵维方心中萌动。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终于，"畅想曲"的琴弦就要拨响。

　　1998年5月2日和3日，刚刚度过"五一"的首都人民，在坐落于建国门外的中国大饭店，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节日。6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30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著名大学校长欢聚一堂。

　　当国内外的校长们在感叹北京大学的"超级号召力"的同时，也为北京大学给了他们"向全世界这么多著名大学校长讲话的机会"而深感荣幸。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称这次论坛是一次"空前的盛会"，是"北大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荣耀"。

　　闵维方为论坛拟定的议题，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36个校长和校长代表分别在大会、小会登台各抒己见。

　　"未来的高等学校应当是'研究密集型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关于21世纪大学的发展方向的发言，成为"国际大学校长论坛"的"点睛之笔"。

　　创造了"斯坦福—硅谷"模式的斯坦福人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认为，"'研究密集型大学'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在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中，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

　　"斯坦福大学的办法是让那些从事创造性探索的学者直接教学生。"卡斯帕尔校长道出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秘诀"。因为"这样做受益的不仅是学生，当年轻一代认真或天真地发问时，学术本身也会大大丰富"。他清楚地看到，"知识技术转让的最成功的方法，就是教育那些努力探索及求知的第一流学生，那些将要在工商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大学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不仅为社会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大学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21世纪的展望和分析，带给校长们的，是无比宝贵的碰撞和启迪，是无尽的遐想和思索。

　　北大促成了这个机遇。研究教育的闵维方挑起并抓住了这个机遇。

　　“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与大学的使命”，这份十分重要又非常前沿的课题，与“国际大学校长论坛”这篇“超级论文”一气呵成，前后贯通。行政工作之“鱼”和学术研究之“熊掌”兼得，闵维方人才难得!

　　有人比喻："国际大学校长论坛"是一篇题为"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超级论文"。

　　闵维方真的作了一篇论文，一篇出色的论文！

　　这篇论文于5月21日在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主持召开的"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专题研讨会讲演后，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领导同志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重视，后由国务院办公厅以《参阅文件》1998年第22号，分送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

　　7月中下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分别刊登了闵维方关于"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与大学的使命"一文的主要内容。

　　闵维方这样认为：

　　"九十年代早期文献中所说的'信息经济'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回事。'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古老的真理，在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知识信息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本。

　　"今年5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强调科教兴国战略时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他希望我们的大学，'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忙过校庆后，我就想深入研究。因为发展知识经济与大学的使命、与未来的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想从知识和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寻找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探讨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思考大学怎么样培养适应知识经济需要的人才。

　　"关键是创新和整合。因为只有当知识创新的成果最终落实到生产领域，实现产品更新的时候，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概括地说，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就在于通过一个创新，开发一个产品；通过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通过一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通过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通过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而衡量整合的水平与效率的重要标志，是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成果转化率一般是40～50%，而我国的转化率却只有6～8%。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整合水平是很低的。主要原因是低效率的体制，这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将科研系统、高教系统、产品开发和生产系统彼此隔离、条块分割而造成的。"闵维方清楚地看到，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我们不仅需要特别注意"知识创新"问题，更要特别强调"体制创新"问题。他认为"体制创新"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使命。因为"过去几十年中长期形成的低效率体制具有一种巨大的结构性惯性。这种惯性不仅存在于现存体制的组织结构中，更存在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中"。

　　"要把大学办成终身教育的基地。大学教育除了应该更加综合化和通识化，注重个性发展和开放办学，以培养素质为主，传授知识为辅，让学生在深入社会对商品生产的广泛参与中增长才干外，大学还将面向社会，更有效地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服务于人们知识的更新。"闵维方如是说。

　　大学——这个未来世界经济的"发电机"该怎样工作？闵维方的研究深入浅出，给人以启迪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