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东瀛求学路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发表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指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我是邓小平的开放留学政策较早的受益者——中国第一批大规模公派到日本留学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回想起那段日子，至今仍难以忘怀。那是1982年的夏天，一架承载着140多名公派留学生的飞机缓缓地降落在日本横滨机场的跑道上。留学生一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记者团团围住，我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但却一直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国度。下飞机后，这批留学生被分批送到大阪和东京的各个学校，我被安排到位于日本南部山口县的国立山口大学理学院学习。在我眼中，那是一个群山环抱、温泉喷涌的美丽地方，据说此地也是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时期，革命派的传学发家之地。

　　硕士毕业后我考取了日本东京大学，于1985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工学院工业化学系博士课程学习材料化学。在此期间，由于热衷留学生公益事业，我被推选担任东京地区中国人留学生会会长，在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留学生会的组织活动开展得活虎生气，为留日学生服务，深得大家的好评。据说直到今天，当年的留日学生还记得我这个“李先辈”会长，东京市政府还授予了我留学生国际交流奖。

　　寸草报春归心箭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做点什么?这是我在留日期间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6年的留学生涯，使我认清了一个理，那就是从自己做起，将青春年华奉献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1988年3月30日，也就是被授予东京大学博士证书的第二天，我就“急不可待”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记得在毕业典礼后的送别会上，博士生期间的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所所长柳田博明教授说：“中国似乎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成功，关键是中国能否建立使人才发挥能量的机制。”柳田博明教授鼓励我要为中国努力工作，要为中日友好作贡献，要发挥中国潜能的积极作用。导师的嘱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人不是没有能量，而是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重要的不是激发人们的能量，而是规范能量的走向，使中国人的能量能够汇集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北京初春的4月，既阳光明媚，也常常黄沙飞扬。记得我刚到清华大学工作时，生活也很不方便。当时属于助教级，工资也只有80多元钱。而那时的北京，肥皂、粮食、食油以及蛋禽肉等方面物资，还在实行凭票供应。我开始被分配到一个青年教师宿舍的门卫的房间，只有集体户口，没有单独的物资供应票，想吃顿红烧肉都难。为此，周围的同事们和所在的实验室还曾自发地发起了向我“捐赠”票据的活动。同事间的温情，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至今都难以忘怀。几个月后，我被认定为讲师，学校照顾我，让我从集体宿舍搬进了“筒子楼”，开始有了北京的居民户口本了，可以分到副食票据。筒子楼里是几个住家公用一个改建的厨房。中午和晚上的做饭时间，邻里邻居同一个灶里操勺赛技，气氛和睦，但是对于厨艺极差的我，那一阵阵的麻辣香味，扑鼻而来，难忍口水延涟，考验着我的神经意志。后来，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学校也分给我一套6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的房子，一家人也算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居所。可患病的岳父岳母，革命工作一辈子，向往着伟大首都北京的生活，宁愿放弃单位分给他们的宽敞的干部房，硬是要搬到北京来跟我们住，还带来了小保姆。五口人，挤在一个60多平米的房间，又是患病的老人，又是哭啼的婴儿，布帘隔室，不仅考验耐心，也需要生活的技巧和智慧。我只有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光顾”家里，力争把家里宝贵的空间留给老幼妇病，自己“游荡”在实验室和办公室之间，沉醉于科研和教学的工作之中。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多少次，我看着外边的一栋栋大楼发呆，有多少次，我在犹豫是否出国去“逃避”!但是，看到中国在变化，看到中国需要变化，看到自己能为中国的变化做一些事情，我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妻子说，再忍忍吧!“面包总会有的”，我们相信。

　　刚刚到清华大学工作，对我而言，一切都显得很陌生，陌生的人，陌生的事，陌生的环境，还有陌生的眼光。我只好一切都从头做起。我常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勉励自己。好在我来到清华后，把在国外做博士生期间的勤奋和敬业带到了实验室。实验室里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多了，原本下班时间即熄灯关门的科研实验室，晚上和周末，灯也亮起来了，开始有了“人气”，有了学术的热气。渐渐的，这个实验室在国内外发表的科研论文明显增多，科研经费也增多了，周围同事的理解、支持和专业性的帮助也多了。

　　1992年底，在我回国将近5年的时候，我被清华大学破格提升为教授，不仅是那时材料科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报道，介绍我这个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一转眼，时光流逝、6年，清华已人才辈出，但是在中青年教授中，我还是经常被同事戏称为清华年轻的“老教授”。

　　我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从1988年到2008年，从化工系到材料系，从助教到教授，我讲授了数门课程，当了两届两个班级的班主任，也申请和主持了多项科研课题，发表了SCI/EI索引的科学论文50多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多项，也获得了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863计划”等科研项目，获得过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担任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2001年，我被科技部任命为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的主题专家组长，参与和帮助国家主管部门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

　　20多年的风雨，虽不至于“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仍算是苦尽甘来。本应趁宝贵的中年，集中精力，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以不辱留学回国“先辈”的盛名。

　　“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在!”

　　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我走进了毫无远缘的青海。当时，按照国家政策，全国其他地区都要通过各种方式支援西部地区，清华大学确定为青海大学的对口支援高校。青海省为了快速发展其高等教育事业，尽快弥补社会建设人才的匮乏，便“打起”了清华大学的“主意”，向对口支援学校清华大学提出请求
为青海大学物色一位学历高、活动能力强、懂教育懂管理的中青年校长人选。经过组织的两轮推荐，我被确定为最后人选。

　　组织上找我谈了话。据说他们担心我不答应不配合。我确实毫无思想准备，也人到中年，开始有些患得患失了。但是，留学时的期待，回国时的豪迈，长期受组织的关心和帮助，国家还需要一大批有奉献精神的建设者的现实，唤起了我新的激情：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面对社会的选择，不仅要表态，更是要践行。“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在!”2002年5月23日，我只身来到青海大学，成为青海采取柔性人才流动政策后，到青海担任正职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人，成为青海大学的法人代表，负责大学全面的行政工作。

　　我孤身一人来到青海，刚开始连气候都不适应，饮食也不习惯，后来把我母亲接过来帮着洗衣做饭，总算有人照顾生活了。本来学校安排我住在城里的专家楼，但我还是决定住在郊区校园一间50多平米的宿舍里。省里按规定给我5万元的引进人才奖励金，我一直都没有领过，最后还是学校代我领回来了，但我一再表示，一定要把这笔钱捐给学校，用于学校的发展。事实上，我来青海后，心里想的，手里做的都是青大的发展，想的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青大发展计划，不能辜负周围同事对我的信任。

　　我的性格直率，和领导和师生的关系也都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讨论各种事情时总是很坦诚地和大家交换自己的看法，偶尔也会争论，但如果发现是自己的观点有误，就会放弃，吸收和采纳他人的意见。周末等业余时间里，我和大学的老师们结伴去高原山间河边拣石头，或者在茶园咖啡店打“红桃四”，让许多人知道了黄河石、长江石、祁连石的区别，我自己还收集了不少成分稀有，结构特殊的“奇石”。当然，我也收集和珍藏了一些疑似为“天外来客”的陨铁陨石和石化的“恐龙粪”。这一度在西宁带起了一股小小的“淘石热”。回北京时，许多朋友还向我索要“奇石”。当时我的搭档——青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刘树仁曾在青海最西部地区的德令哈市工作多年。在德令哈市100多公里的山湖之间无人区，有一个光秃禿的圆滑山顶，上面竖立着许多铁锈斑斑的空心管，据传是外星人所建宮殿的遗址，叫“外星人遗址”。刘书记在那里工作多年都没有去过，因为路途非常艰辛，车陷泥沼不归路的可能性也很大。我到青海还不到一年，就大胆地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探险，并带回“铁管”的成分，用现代化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解剖，分析其成分和结构，解开了其神秘疑团。为此，刘书记觉得“很没面子”，也驱车进入腹地，结果险象环生，据说至今仍心有余悸，见人就说佩服我的冒险精神。虽是笑谈，但我在青海工作的3年半的时间里，确实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从昆仑山口的峭壁悬崖，到可可西里的平缓草地，从玉树果洛的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的万丈盐桥，我对自然的造化感到无限诧异，又对于人文进化的差异有了铭心的理解。尤其值得我回忆的是，3年半时间内，我和刘书记配合得非常好，他像老大哥一样支持和帮助我，主动承担许多“杂事”，让我腾出更多精力推动学校的发展事业。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告诉学校其他同志，婆婆妈妈的事不能找校长，让校长为大学做些大事。他为我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他丰富的党政事务管理经验也让我深受熏陶。在我们俩合作期间，青海大学的各项工作得到长足发展，经费投入，校园氛围、学科建设、招生与教学质量、科学研究项目团队等多个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改观。青海省领导认为，青海大学那几年的发展相当于前40年的总和，教育部把青海大学的快速发展看成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学校快速发展的一个良好范例。青海大学的师生们说，3年的变化，让我们高原的大学看到了希望，切实地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明媚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我们这个遥远的高寒高原!

　　青海大学的变化，是实在的。这实实在在的变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果。清华大学有力的对口支援，青海省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呵护，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的倾斜支持，还有青海大学师生们盼望变化、期盼发展的人心，在那时，形成了合力。我个人是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支持的。要说这些支持，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这些支持的具体过程，也常常使我感动。感动的是，只要你是真心为他们做事，他们是会真诚支持你的，会认真配合你的1人民群体是有良心的，社会总体是有良知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

　　建设新海大，人生新追求

　　2007年的春天，微微的暖风吹走了橙黄的薄薄沙尘，从青海大学校长位置任满离职回到清华大学的我，重新回到熟悉的科研教学的工作环境。经过一段身体调养后，我开始筹划申请课题，争取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我申请到两个项目，一个是800万人民币的国际合作项目，通过国际合作，强强联合，用现代化的化学材料工程的方法，快速并大面积地将西部地区随意流动的沙漠沙丘固定下来并给以绿化，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化学材料高新技术固沙绿化示范区；另一个是国家“863”高技术项目，研制用陶瓷多孔材料制作成高温粉尘气体的净化分离装置的核心元件。我还讲授一门“国内外新材料技术的奇妙应用”的课程，工作平静而有节奏。但是这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要见我。陈书记一见我面就说，根据教育部领导的推荐，拟派我到海南工作，具体负责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和海南大学两所学校的合并筹备工作，问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和想法。我表态服从组织的安排。7月5日，清华大学陈希书记，岑章志副校长，党办主任白永毅，组织部李部长一行当“伴娘”，把我“嫁到”了海南。

　　在飞机跨越琼州海峡的那一刻，我不禁想起了25年前跨海到东瀛求学的空中之旅。虽同在1万多米的高空机舱里，却又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当年去日本是为了求学，提升自己，并服务于中华振兴。而今是到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去把海南两所最大的高校合并，以此推动海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无疑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新征程，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工作的地点从祖国最西部的青海，到祖国最南部的海南，从海拔2400米的高原，突然降到海平面上，从一个一年中基本上没有夏天的西宁“夏都”，到一个基本上没有冬天的海口“椰树城”，从无垠高原上的30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名海“青海湖”湖畔，来到了一个四面环海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绿色岛屿，环境的反差非常大。但是，看到海南一片生气盎然的景象，我觉得这里正在形成一股潜流，这里正在酝酿着一个大的变化。

　　2008年，是海南建省并成立特区20周年，在这段日子里，省庆活动接二连三，博鳌论坛更是世界瞩目。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克强、回良玉等纷纷到海南考察或指导工作，诠释了海南正在运筹帷幄，蓄势待发。“海南，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是国家领导人在海南期间讲的最多的话。海南人正在理解这句话的内在含义，正在思考如何将这句话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冉冉升起的海南，可能不仅仅是海南人自己的期盼!

　　这次，海南省把名声显赫的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海南省综合性重点大学——海南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海南大学，其中容纳了海南省在校大学生的60％，研究生的80％，使用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全省教育经费的20％，可以看出海南省对于建设好这所大学的决心和迫切心情。

　　从新的起点出发，需要新的动力，需要更高水平的人才和科技的支撑。海南大学的社会期望和社会责任是很大的。2008年4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海南视察期间，我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也受到接见。胡主席走到我面前时，省委书记郑重地介绍我是刚从清华大学请来的海南大学校长，曾在青海大学当校长。胡主席说：“我知道。”并亲切地问我在青海待了几年，回到清华后又待了几年，鼓励我“要好好把海南大学办好，办成一个好的大学，一个高水平的大学”。

　　《人民日报》在2004年7月的一篇头版刊载的文章中，用“飞行校长”这个醒目标题来表述我在青海大学工作期间经常奔波于青海北京之间的情况。几年后的今天，海南的媒体问我是否还飞?我说，为了工作，还得飞，毕竟北京是首都，很多教育，科技及政策的资源，都在北京，社会上有“跑部进京”的说法，我对北京的情况熟悉，还是需要经常去北京的。但是，我的心已经在海南了，新的海大与站在新起点上的海南，要同步发展，甚至要先行发展才对，教育要先行嘛。

　　“一个人所能追求的东西很有限，能够为社会做点事情是自己的荣幸。所以以前让我到青海去，在那样一个高原缺氧的环境，我认为那是国家对我的高度信任，在那里我努力工作，为青海大学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如今能为海南大学的发展做点事情的话，终生无憾，这也是我人生新的追求。”在就职仪式后，面对海南新闻媒体，我直话直说。

　　1978年，我满怀憧憬，走进大学校门。1982年，我带着渴望，走出国门。1988年，我踌躇满志，回到祖国。今天，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扩大派遣留学生30年，我走向了祖国南疆海岛，站在了新的起点。前途不可测，路从脚下起。做好每一天，积极看未来。把自己的命运与事业结合起来，与社会结合起来，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结合起来，就会很自信，就会更充实。这是我的体会。

　　当社会发展和祖国建设需要你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学子清脆响亮地说出：我在！

　　李建保，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大学校长。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理学硕士，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曾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英国利兹大学、德国斯图加特马普材料研究所访问学者；曾任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青海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得1997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4年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2002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