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981年暑假在哈佛雕像前留念
成为公派留美学生的一员
1978年4月15日,一批经过相关单位精挑细选的学生在全国不同考场同时参加了教育部统一命题并监考的英语考试,并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分三批被派往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的不同分校攻读本科学位。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见证了国家公派留学政策大调整的一群学生。作为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40年过去了,很多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1978年2月,我幸运地通过高考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报到后,我们外文系七七级学生首先参加了一周的入学教育和建校劳动,随后又参加了英语分班考试。因我曾在天津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过4年半英语,并且还曾在天津化纤工程指挥部从事过两年半的外事翻译工作,所以凭“童子功”考入快班,并且有幸师从英美文学大师常耀信先生。4月初,常老师通知我们分班考试名列前茅且年龄不满22岁的同学(周小华、张建新、冯建萍、丁宏为、段琳和我)参加4月15日举行的全国首次公派留学生统考。结果发现我们6位考生不但全部来自快班,而且还全部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可见周总理当年提出的“外语要从娃娃抓起”是有道理的。
作者参加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全国统考准考证(正面)
当年首先接到留学通知的是周小华和张建新,他们是1978年暑假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集训的,并于当年9月15日偕同黑龙江大学的黄晋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张秀琴、姜磊、刘晓天、李鲜斌,北京大学的吴玉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丁伟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刘民权、徐迎风、闫建亚、刘伟,复旦大学的付焰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刘海明、邹申、印敏丽、严小平,中山大学的柯嫦,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张毅和四川外国语学院的端木三、孙艺风等23位公派留学本科生一起飞抵英国留学。由于他们年龄较小,教育部当年还特派了两位辅导员陪读,一位是山东大学的魏礼庆老师,另一位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张长林老师。
首批公派赴美留学本科生是1979年元月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集训的,并于3月28日飞往美国华盛顿,开始了为期4年的乔治城大学留学生活。这批学生包括北京语言学院叶小伟、天津外国语学院温洋和南开大学的冯建萍与丁宏为;第二批公派赴美留学本科生于1979年10月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集训,并于1980年元月飞抵美国洛杉矶,开始为期4年的加州大学不同分校的留学生活,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范姿、南开大学段琳、南京大学申小红,以及厦门大学朱荔、许小伟、林建中等本科生。遗憾的是,由于学校过于分散和彼此较为生疏,通讯条件又很有限,这些公派本科留学生都逐渐失去了联系。
1980年暑假,我们第三批(也是那批考生中的最后一批)赴美留学生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集训,包括我和黑龙江大学的李江宁、首都师范学院的孙昭、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海霞和刘志刚。我们是在当年9月2日乘坐国航波音747客机从北京飞往德黑兰,然后从德黑兰飞往巴黎,最后又从巴黎换乘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飞抵华盛顿,整个行程耗时将近两天。9月3日抵达华盛顿后,每个人都已精疲力竭。第二天我们到乔治城大学报到时又发现,因已开学一个多星期,根本就来不及租房、购物等,只好两个人一个房间临时寄宿在中国驻美国使馆,每天走读。第一学期的学业和期中考试因此都受到一定影响。此后,无论是转学异地还是到异地选修暑期课程,我都首选直航班机并至少提前两三周安家和适应新环境。
1980年,5位公派留学生在白宫前合影,左三为作者
难忘留学生活
记得第一天放学后,我是坐公交大巴回的驻美使馆。当我上车后正在犹豫是否坐在一位黑人旁边的空位时,他突然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迟疑了片刻说:是呀⋯⋯他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我行礼,并恳求道:可否拜你为师学习功夫?
我惊讶地反问他何以晓得我会功夫,他憨笑着回答说:因为你穿了一双李小龙的功夫鞋⋯⋯此时我才意识到:当年在国内最流行的黑帮白底松紧鞋(又名懒汉鞋)在美国被尊称为功夫鞋,并且还很时尚。从此,我每次回国探亲都会带几双功夫鞋到美国送礼,并且结交了不少朋友。
我于当年10月1日搬进学校附近的一栋联排别墅,并与一位名叫Gustavo的委内瑞拉男生及两位美国女生Rita和Ann合租至转年5月底。Rita和Gustavo是一对情侣,都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大二学生,我们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讨论时事新闻,并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因此,Gustavo成了我到美国后结交的第一位男性朋友,1981年他还特意邀请我参加了他和Rita的婚礼并做伴郎。Rita成了我结交的第一位美国女性朋友,1980年寒假她曾开车带我和Gustavo到她父母家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圣诞节。除夕夜,她又带我们到纽约时代广场参加了新年倒计时狂欢活动。通过与美国学生朝夕相处,我不但提高了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还了解了美国的风俗习惯,同时增长了许多生活常识,掌握了不少生活技巧,的确受益终身。
1980年10月,与室友合影,右为作者
当我第一次到Safeway超市购物时,因不晓得如何填写个人支票,就在结账时请收银员帮我填写,此时排在我身后的一位美国大姐主动上前帮我填写,并在结账后开车送我回家。当她得知我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时,就善意提醒说: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让商家代你填写个人支票⋯⋯分手前还送我一张名片,她居然是美国参议院某委员会主席的秘书。其后不久,她还邀请我到国会山参观,并亲自帮我四处拍照留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条连接国会大厦、五角大楼、参议院大楼和白宫等重要部门的秘密地铁(或许我是第一个体验此地铁的中国人)。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对待中国留学生就像当年中国人对待外宾一样格外好奇、关照、呵护。
1980年10月28日,我有幸陪同社会学教授到现场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我发现,除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之外,独立候选人安德逊也参加了电视辩论。当晚大家普遍认为安德逊赢得了那场辩论,但我依然希望卡特当选,因为是他促成了中美两国建交和我们留学美国。11月4日举行投票选举,结果是里根当选总统,他的竞选伙伴老布什,曾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也顺理成章当选副总统。1981年1月20日中午,我和几位同学结伴赶到就职典礼现场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观看了里根总统就职典礼后的盛大游行活动。通过参加此类活动,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81年3月初,我应南京天文台朋友之邀参观了美国海军天文台。当路过一栋白色三层别墅时,那位朋友告诉我说那就是副总统老布什的官邸。我因而得知,原来美国总统住在白宫,副总统则住在海军天文台的别墅。
冥冥之中,我似乎与老布什有缘,记得 1977 年国庆节期间,我曾应重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之邀参观游览了红岩村、渣滓洞、南温泉等景点,并下榻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重庆饭店。其间,老布什夫妇及其随行人员刚好也下榻在这家饭店。更巧的是,10月4日我们又与老布什一行同乘一艘游轮从重庆朝天门码头起航并畅游了长江三峡。老布什颇受华人欢迎,记得在他198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做过他的志愿者。1989年当选总统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
1981年3月30日下午,当我们正在教室准备参加心理学考试时,老师突然走进门宣布:因里根总统不幸遇刺,校方决定暂时停课放假⋯⋯我当时都惊呆了,却发现美国学生似乎并不以为然,依然有说有笑,甚至有些人还为取消考试而窃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吧。当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里根总统并没有直接被子弹击中,只是被防弹玻璃反弹的一颗流弹击中腹部,并且成功接受了手术⋯⋯其中有个情节令我至今难忘,当第一夫人南希匆匆赶到医院去探望术后的里根时,天性幽默的里根竟然笑眯眯地说:“亲爱的,我忘记躲闪(子弹)了”。典型的美式幽默使大家瞬间释然。
1982年5月,霍英东先生为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投资建造的跨文化中心落成。落成仪式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与霍英东亲临现场并为孙中山先生雕像剪彩。霍先生既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此建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注明由他捐赠,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大厦门内左侧安放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像。2018年暑假当我旧地重游时发现,孙中山先生的半身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教学办公大楼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然而,遗憾的是在场的师生却无人知晓霍英东大名,国内外媒体也鲜有相关报道。
当奥运会志愿者
1983年5月28日,我提前一年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毕业,为国家节省了一年的留学经费。当年乔治城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与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持平,攻读一个学士学位的费用比攻读两个硕士的费用还高。为了提前完成学业并给国家节省外汇,我在公派留学期间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暑假,如:1981年利用暑假在哈佛大学选修了两门暑期课程,1982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了一门暑期课程。此外,我还从南开大学转入了部分学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并提前一年毕业了。不过,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建议先去一所州立大学,读大一和大二,主要选修英语和其他通识课程,这样学杂费便宜很多,然后再到乔治城大学这样的私立名校读大三和大四,主要选修专业课程,并且利用暑假时间去不同单位开展实习或社会实践活动。
1983年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我申请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并经教育部批准转为公派自费留学生,从此不再享有两年一次的免费回国探亲待遇。因此,我在1984年暑假就没有回国探亲,而是加入了洛杉矶奥运会志愿服务团队,并从当年6月底入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奥运村,主要负责餐饮配送。后来,每天除了为奥运村所有训练场地及各国代表团餐厅提供餐饮配送之外,我还兼任了中国代表团的义务翻译,如帮助中国代表团官员、裁判员、教练员或运动员与奥运村、奥组委沟通交涉;担任信使,帮助他们与美国的亲朋好友联系;担任司机,提供电瓶车免费接送服务,以及“金钥匙”,如:帮助他们代购相机、录音机等免税商品及交换他国的奥运纪念章等。
1984年8月,与中国奥运代表团李富荣副团长(左)在洛杉矶合影留念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40年过去了。此间,我们经历了中美两国关系在1979年建交之后的跌宕起伏变化。今天,我们重温40年前的温馨记忆,旨在告诉人们: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只要两国政府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建立起和而不同的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关系就有望柳暗花明又一春,中美两国人民就可以持续友好下去。(作者系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访问教授,1980 年至1988 年在美国留学,先后攻读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和纽约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博士学位)
本文原载于《神州学人》2019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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