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山

　　我生长在山区小县。1956年，爷爷奶奶一路步行，辗转来此，开山办厂，落地生根。读小学时，有篇课文叫《山的那一边》，开头的那句“山的那一边，其实还是山”，总让我每眺望远方就有禁锢之感。2003年，我负笈北上，搭乘的是一趟K字头的绿皮车。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到寒暑假结束，我都要从家出发，坐汽车走曲曲折折的山路，两个小时后到达另一座城市，与层层叠叠的人群一起挤进又长又窄的火车站。从那里到北京西站，路程1600公里，时长28小时。

　　那年夏天，父母送我到北京，一家人住在西直门附近的地下旅馆。入校注册后，他们到寝室帮我打扫卫生，铺床叠被。回想起来，他们动作好像很慢很慢，永远有交代不完的话。父母要离京那天，一早5点半，我就收到爸爸的短信，说妈妈坚持要来学校再看看我。果然，不一会儿，妈妈的电话就来了，她找不到我的寝室，只能站在校门口的栅栏外。我赶来，隔着栅栏，看她抹着眼泪，从兜里掏出600块钱递给我。我鼻尖一酸，赶忙挥手跟她告别，她却执意要看我先走。后来，我才想，在我转身的那一刻，她该是与我同时掉下了眼泪。

　　我在北京读书10年。离家愈久，愈觉乡愁浓烈。因为要去另一座城市搭车，回校时父母并不总去送我，回家时他们也不会来接。就算他们到了车站，也舍不得花1块钱买站台票送我进去，只在进站口挥手，看我低着头、忍着泪，拼命挤进人潮。北京的繁华，抵挡不了我对故乡的思念。为减轻这思乡之苦，我甚至回乡找到方志办，求来县志若干，带回学校送给图书馆，以便能时时借阅，聊慰乡愁。

　　望得见水

　　2003年的火车很慢，时光很长。我虽然只是初识乡愁，却爱强说愁。去京途中，我一路向发小报告：车过赣江、车过长江、车过黄河……我与他4岁相识，两家相距不足千米，总角晏晏，多有不舍。只是，这套“车过某河”的言辞中，更多的其实是对“遇水架桥”的向往，是对奔赴未知的欣欣然。

　　发小留在省内读大学，我们天各一方，可以用电话和QQ联络。虽然不太方便，但多多少少还保持着联系。2005年，他作为省学联主席，渡过海峡，出访宝岛，又回乡做“台湾十日考察报告”，说起对岸的种种现代感，引得我一阵羡慕。后来，他转赴香港城市大学读研，我也曾从北京西站搭乘Z97次列车花24个小时去香港开会，和他一起在维港的晚风中望着那片纸醉金迷的水域闲聊。再后来，他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劳动经济学博士，越走越远。Skype信号不稳，QQ又有时差，我们的来往就变少了。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们的情谊。我们聊过原因，都认为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故乡和记忆，那是抹不去的乡愁。

　　而就在这些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我家到学校，先有Z字头的直达列车，只要14小时；后又开通了高铁，不足8小时就能到北京南站。虽然家里仍不宽裕，但母亲也几次来校看我。我再从北京去香港，只要短短9个小时了。2013年，发小飞过大西洋，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而我则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横跨太平洋到美国杜克大学读书。我们相约在华盛顿的白宫前见面时，原来浓郁的乡愁似乎已微乎其微。2016年，我在台北做博士后研究，昔日对宝岛都市化的向往竟全被街头景象之破旧的震惊所取代。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见证了中国历史的一次转折。

　　记得住乡愁

　　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一转折的情感表征，便是对“异域”的单维想象趋于终结。2012年，我在美国圣地亚哥旅行，忍痛花40多美元买了份墨西哥海鲜面，打包回宾馆，打算边看电视边吃。从饭店到宾馆，步行不过20分钟，沿途竟有4位乞丐伸手向我要打包盒。他们大概以为是我吃剩的饭菜，我头也没回，径直回“家”。不想，视而不见地走过后，身后竟传来了抱怨声。我越走远，那声音就越大，仿佛是“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这是美国底层对中国持续的偏见。

　　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中上层社会。我在布法罗寓居的一户人家，世代经营一家私人加油站，家产颇丰，男主人还曾是盐湖城冬奥会的火炬手。但当我说中国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时，他竟天真又严肃地对我说：你骗我！那一脸与路边手机贴膜小贩工作时相仿的认真，差点儿让我为之绝倒。

　　“不患人之不己知。”中国这些年发展实在太快，别说他们的理解没跟上，我们自己跨文化传播的水平也没跟上。不过，这倒真是减轻了我的乡愁：哪儿也比不上家乡好。后来，我又去过一些国家和地区，感觉发达处与中国的都市相差无几，欠发达的地方则会让我想起故乡的山、象征远方的水和那一点的“愁”。

　　2017年，发小从巴黎博士毕业，结束了在华盛顿的工作，选择回国。让我诧异的是，他竟携妻回乡生育，毫无犹豫地放弃了为孩子谋一个美国国籍的机会。他说：“18年后，待孩子成年时，中美两国的发达、文明程度还真不知谁强谁弱，不如就此给孩子选一个出生地——我们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那才是他的故乡。”

　　这些年，我走了许多地方，行走越来越远，乡愁却越来越淡——这当然有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之功。但我知道，乡愁正越来越深，于我的心底算是扎了根。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作为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赴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