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自己的留学生涯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还记得自己和同行小伙伴第一次踏上这个陌生国度的那天，我拖着三四个硕大的行李箱，一路上跌跌撞撞，生死时速般追赶着火车。时间虽短，但我经历的生活、学习还是想与诸君分享一二。

　　在疫情中成长

　　与往年不同，对于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留学的学子们来说，我们随时面临着“变阳”居家隔离，甚至是更严重的风险。学校公寓“疫情大暴发”的时候，我身处其间，与感染患者共用厨房、浴室等公共设备，每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那段时间里，我感到惶恐无措，甚至濒临崩溃，恼怒于外国同学疯狂的聚会活动，也无奈于楼管滞后的应对措施，同时也感伤于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与无助。所幸后期我慢慢振作起来，全副武装，开始运动增强抵抗力，平安度过了那一波疫情。

　　兴趣变成研究

　　我的博士课题是基于汉服复兴现象的身份构建和风格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我的研究参与者曾感叹：“你是把兴趣转变成了研究！”我与汉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本科时期，那时我偶然接触到了学校热爱传统文化的学长学姐，穿上了社团的汉服，开始了少数群体的“自娱自乐”，但这种联系在最后一年由于大家忙于毕业和求职便中断了。

　　硕士期间，当我被越来越多的汉服资讯“轰炸”，在地铁上、公园里见到越来越多穿汉服的身影时，我意识到或许我可以与汉服建立一种新的联系——学术研究。国内关于汉服复兴现象的研究兴起不久，大多是基于服饰本身、时尚产业及社会现象等的描述。国外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仅有的少数研究也是基于政治学的框架。

　　完成硕士学业以后，我仍觉得“意犹未尽”，再加上考虑到海外相关研究存在空白，我决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的学科背景是社会语言学，博士课题的初始设想也是基于这一学科，因此在荷兰的前半年与导师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她们非常支持我的课题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时尚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点既填补了学术空白，又实际贴合了汉服爱好者这一群体和汉服复兴现象的特征，当然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引人深思的“公园”

　　中国文化对于死亡的忌讳，让逝者的安葬之地总是萦绕着神秘、阴森、毛骨悚然的氛围。在荷兰，我却感受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由于学院语言伙伴项目的开展，每隔两周我和我的语言伙伴都会相约见面学习荷兰语，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一次，同伴向我介绍了一个“公园”，他说：“这是个非常美丽安静的公园，闲暇时我经常去散步。”于是在某个工作日，我们便结伴前往。到了我才发现这是个墓地。

　　墓地很大，种了很多长青的松柏树。主区是混合墓地，旁边还有专门的犹太人墓地和穆斯林墓地，以及在二战中牺牲士兵的墓地，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被埋葬在这里。马斯特里赫特教堂的历任主教、久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小有名气的作家、显赫一时的贵族，还有那些未曾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的人都被葬在这里。主教墓碑上的名字逐渐变少，暗示了基督教在马城的衰落；社会学家的墓志铭描述了他在世时的“功绩”，也掀起了那个时代波谲云诡的一角，展示了当时社会改革的动荡；一些中国特色的墓碑则证明了中国人的足迹也曾踏及这里。

　　站在一些饱经岁月风霜侵蚀、早已模糊不清的墓碑前，我感慨着时间的力量；读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墓志铭，我会忍俊不禁，想象着那些有趣可爱的灵魂；看到一些小墓碑前摆放着精致的玩具，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会感同身受，这是父母对逝去孩子最深切的爱。这种打破民族、阶层、时空的界限，交织着生、死与爱的复杂感觉，是墓地给我带来的极大震撼和思考。（作者就读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语言学专业，全荷学联马斯特里赫特分部宣传部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