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工作主要由回国和派出组成。回国即指积极争取海外学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派出方面，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进修生，那时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虽然很多工作是摸索性的，但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培养集聚了众多卓越人才，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为留学活动的繁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百废待兴，向海外学人发出召唤

　　新中国刚成立时，旧社会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断壁残垣、萧条凋敝的景象。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需要担负的任务也极其繁多。百废待兴，从何抓起，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才，尤其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然而，积贫积弱、科教落后的现实，使新中国在短时间里难以提供和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为建设服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采取了多种办法和措施，积极争取和感召海外留学生回国作贡献。

　　1950年8月，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坦率地承认要在“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其实，早在1949年夏，周恩来总理就曾对中共南方局安排工作：“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同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郑重邀请广大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各海外分会发出号召：“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各方面都迫切地需要人才，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

　　当时，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约有5600多人，包括教授、学者或专门人才，其中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出国留学的，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专业涉及理、工、农、医、政法、财经、文教等多个领域。他们具有世界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如钱学森、郭永怀、葛庭燧等已在国际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专家。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接见留学生并作出重要讲话（本刊资料图）

　　破除万难，为游子铺平回国道路

　　新中国建设对海外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然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却让留学生的归国之路困难重重。

　　一方面，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妄图吸引大量人才，不惜重金招揽海外留学生。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百般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特别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全面封锁，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到新中国，并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限制和监控。如钱学森就受到美国军方和移民局的刁难与监视，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以及他的同仁罗时钧等在回国途中也被驻日美军扣留。当时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艰难，可见一斑。

　　为此，党和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为海外留学生回国打开一条通道。早在1948年8月，中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接待了17位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1949年12月6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 “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负责海外回国留学生的工作，还制定了《中国留学生调查表》等文件，对留学生回国工作作了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示，每年国庆大典都要组织新回国的在京留学生参加观礼。

　　1951年3月，教育部提出《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的原则》，1952年4月，教育部发布《对接济国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对广大留学生的回国作了多方面部署。1955年12月，高等教育部制订《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强调要“发挥专业特长、照顾个人志愿、简化分配手续、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接待标准、药费实报实销”等措施，进一步鼓励留学人才早日回国作贡献。

　　党和国家特别重视和关心回国受阻的留学生。1949年10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决定从英国启程回国，但却受到国民党当局在境外势力的阻挠。周恩来总理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回，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争取保护。”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李四光一家辗转瑞士、意大利，于1950年1月经香港回到祖国，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作出了辉煌贡献。

　　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之大、启程之难和国家关心程度之高最为典型。1949年，作为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并在二战中为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无法估价的贡献”①的钱学森，正在考虑归国。5月15日，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之托，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曹日昌给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副研究员葛庭燧转去了给钱学森的信：

　　“……钱学森先生，想您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当局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的通讯处，附函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多鼓励一番，他能回来最好。拜托拜托。”

　　此处的“北方当局”，显然是指此时已经占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共产党。5月20日，葛庭燧将信转寄给钱学森，并又附了一封热情诚挚的信给“学森兄”：

　　“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不详，但是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天后，钱学森就对他的学生罗时钧讲：“我们要尽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③但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钱学森以前的一个美国朋友因为涉嫌是共产党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钱学森因此受到牵连。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美国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1950年7月，钱学森以探亲为名，准备乘“威尔逊总统号”返回祖国。当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以及部分学习科技专业的留学生。时任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之后，钱学森曾被关押在特米那岛，被释放后仍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1955年6月，钱学森用香烟纸片写信寄给了家人，请求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信件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上，得到高度重视。8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凭借钱学森的求助信，同美国代表反复交涉，钱学森终于在1956年9月回到了祖国。

　　上世纪50年代，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与关心下，在广大海外留学生迫切的归国之心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回国潮逐渐形成。而“威尔逊总统号”“克利夫兰总统号”的名字也被载入新中国留学史册，因其搭载了多名留美学者回到祖国，除梁思礼、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外，还有朱光亚、王希季、师昌绪、张文裕等人。那期间，回国的还有葛庭燧、程开甲、谢希德、何怡贞、赵忠尧、黄昆、汤定元、傅鹰、彭少逸、王世真、侯祥麟、江泽涵、关肇直、王湘浩、吴文俊、翁文灏、李璞、叶笃正、顾震潮、闵嗣桂、严东生、李肇特、郑集、滕大春、曹孚、吴冠中，等等，人数众多，不胜枚举。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有2290名留学生放弃海外高薪，克服多种障碍，回到饱经战争创伤、正在建设中的新中国。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奉献他们的才华，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国防军工、地质勘探、能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新中国建设的辉煌篇章。他们创立的功勋业绩足以彪炳共和国的史册。

　　1959年9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从苏联等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本刊资料图）

　　大批派出，学习苏联等国建设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冷战的国际形势，首先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以学习他们的建设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是党和国家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举措；广大留学生也不辱使命，认真学习，回国后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8月11日，新中国派出首批留苏学生共375人，1952年派出220人，1953年派出583人（其中200人是由军队系统单独选拔培训后派出，党团员占了90%以上）。他们分布在苏联的14个城市58所学校。

　　1952年年初，留苏预备部成立。同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根据《协定》要求，“严格审查，争取多派”。据此，1954年派出1375人，1955年派出1932人，1956年派出2085人，1957年派出529人，1958年派出415人，1959年派出576人，6年共计派出6912人。从1954年开始，留学生的派遣数量不仅明显增多，而且在学习科目和派出人员层次上也发生了变化。

　　1960年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1966年留苏热潮大受影响，在1960年-1965年的6年时间里，中国仅派出留学生220人。1966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选派、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于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自然不再进行。尽管如此，1951年-1966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留学生，包括部队干部、团干部等，仍然达到8310人。

　　表1：1951年-1966年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数量表（资料来源|《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黄利群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为让留苏学子能够安心学习，国家对留学生及其国内家庭提供了丰厚的补助。1951年10月9日，教育部专门发文至外交部和财政部通知中明确指出，凡中国留苏大学生，每人每月用于吃饭、学习、买书本等生活学习的费用共计595卢布，另外每人还有学费33卢布、特别费用22卢布，总计每人每月的供给标准为650卢布；④研究生每人每月供给标准则为900卢布。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国内大学生每人每年的平均开支仅为830元人民币，而一个三级干部一个月工资也不过290元人民币。按照当时1人民币换2卢布来算，每个留学生一年的津贴就有3900元之多，超过了4个国内大学生一年的开支。同时，国家还针对留学生的一些具体困难制订了相应措施，如针对存在困难的留学生家庭，由选送单位给予其家庭一定补助，从而为留学生减免家庭负担。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留学生的重视。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及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毛主席访苏的消息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迅速传开，学子们欢欣鼓舞，把想要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反映给了中国驻苏使馆。毛主席知道留学生的愿望后，欣然决定跟这些学子见面。

　　1957年11月17日下午6点，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团员邓小平、彭德怀等由刘晓大使陪同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据留苏生陈先玉回忆，同学们一遍遍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毛主席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会场顿时沸腾了，大家都站了起来，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您好”等口号持续了十几分钟，毛主席频频招手示意，大家才平静下来。

　　毛主席首先向学生们问好，然后作了重要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随后，毛主席向学子们谈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重要论断，并说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这一著名论点。最后，毛主席再次向大家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接着，毛主席又来到后院的学生俱乐部，那里聚集了大礼堂容纳不下的中国学生，毛主席微笑地鼓励青年留学生们：“我只给你们讲三句。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毛主席对留苏学子的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留苏学生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热情。这些留苏生克服困难，在专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回国后更是成为各自领域的重要骨干。同时，毛主席的这段重要讲话，在国内亦得到广泛传达，对当时的中国青年乃至今天的青年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罗庚于1953年7月访问苏联回国后，经常接待各大中学校的数学教授们，把他在苏联的观感及心得讲述给大家。这是1953年9月，华罗庚（右一）在向来访问的教授谈述访苏观感（本刊资料图）

　　1951年-1966年间，中国派遣的留苏学生分布在苏联几十个城市220多所高校或科研机构，所学专业涉及理工农医文教等40多个国内紧缺学科。这一时期，选派专业的重点是向工科类倾斜，特别是国家急需的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和建筑等基础工业领域。如1951年的选派政策为：赴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教学经验，以培养我国高等学校的各科师资。1952年的选派政策为：培养高级建设人才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选派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有专长的革命干部及教师赴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验。

　　表2：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部分留苏学生

　　因此，留苏学生主要以学习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为主，以适应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意义非常重大。当时我国向科学技术发达的苏联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在15年内使海外中国留学生达到万人之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仍很落后，但中国政府制定的留学政策，却显示了通过科技人才培养加快经济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从派出时间看还早于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从1950年初开始，新中国先后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5个国家达成互派语言生和历史专业留学生以及派遣单项技术留学生的协议。到1966年，中国向上述东欧国家共派出985名留学生。

　　在此期间，中国还向朝鲜、越南、蒙古等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缅甸、印尼、埃及、阿富汗等民族独立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

　　由此可见，上世纪50年代向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派遣留学生，是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培养人才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所派遣的留学生归国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还尝试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开创留学教育新途径。1966年，高等教育部、外交部向国务院联合提交《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研究生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在认真研究和综合考察后予以批准。1965年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当年拟选拔50名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派赴法、英和北欧等国家学习；在1965年和1966年每年选拔留学预备生200人，所派遣的留学生也从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专项转而学习自然科学。这表明在派出留学生的指导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

　　从1966年开始，由于“文革”影响，国家曾一度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1972年起恢复执行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尽管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是语言专业，却开启了新中国出国留学多元化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972年-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综上所述，1949年-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共产党吸引和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缓解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短缺的严重情况，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发展了我国的国防工业和科教文卫事业，也为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作者系福建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①黄宗煊：《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②黄宗煊：《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③黄宗煊：《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④《函请电知我驻苏大使馆代垫赴苏375名留学生学习生活费》，教育部长期档1951-9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