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此前并未明确纳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海外华文教育纳入体系，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这种转变具有机构规模扩大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意义，本文就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可能性、紧迫性与必要性展开研究。

　　[关键词]海外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融合

　　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提出要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规范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这种开放性、包容性、规范性不仅体现在术语称谓的改变，更体现在内涵与外延的扩张。从教学类型来看，国际中文教育主要有三大类：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以及海外的“华文教育”。^[1]可以发现，国际中文教育内涵最大的转变就是将此前并未明确纳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华文教育”收入囊中。这种转变是由点到面的扩散和从低到高的提高，前者是规模扩大，后者是质量提升。^[2]将华文教育纳入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体现了规模扩大，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创设，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从政府到民间的运营模式更迭，彰显了治理能力提升的意图。^[3]由此也引出了学术研究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当前，应该如何理解海外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内在联系？如何在两者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预设和逻辑前提下，加速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本文从可能性、紧迫性与必要性三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

　　一、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具有可能性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发端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法国社会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下，社会语言学研究于上世纪60年代逐渐兴盛，涌现出诸多经典作品。其中，证明语言和身份认同、语言和文化适应、语言和民族心理建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研究已成脉络。结合身份认同来探讨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华语生活的研究，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4]因此，即使生成的国别与区域不同，中文作为民族情感纽带和“祖先香火”延续的基本功能不会改变。^[5]此外，说明语言和经济收入、语言和社会流动、语言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研究不胜枚举。经济效益也是其他族裔前往华文学校、孔子学院或留学中国学习中文、投资中文的主要动因。中文学习的情感与经济双重属性将华人华侨和其他族裔的学习者拉进同一间教室，学习同一种语言，这自然也将全球范围内的中文教育教学活动杂糅在一起，产生了活跃的教育现象，涌现出丰富的研究主题。这是可以将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事实基础，其深度的融合路径是需要进一步探明的方向。

　　二、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从美国对中文态度的演变看，美国自冷战时期便开始利用华文教育对东南亚华人华侨进行反华宣传，以达成其文化冷战的目的；另一方面，针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华侨学生返回大陆的潮流，美国开始利用教育援助和文学宣传等方式帮助东南亚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展开对归国侨生的争夺。^[6]尽管70年代后美国对中文教育的态度经历了缓和期，美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地区动荡频发、亟须国际合作的形势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却持逆全球化的态度，试图抹黑国际中文教育的体制机制，质疑中国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动机。基于此，推进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以学术论证为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建言献策，将有利于纾解变革期的实践困惑，因应国际民粹主义抬头带来的理论挑战。

　　三、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具有必要性

　　从全球治理理论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7]因而参与全球治理，进而参与全球语言治理是实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必由之路。全球语言治理理论是正在兴起的解释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多元本质的概念框架，^[8]其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双向化使治理对象国得以平等、理性地利用国际资源发展语言教育。这是促进语言教育政策国际化的前提，更是打破美国等国家在国际语言教育政策问题上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理论突破。因此，作为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基础要素的海外华文教育需要在研究层面融入国际中文教育，需要把握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和各国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的国际化方向，超越语言教育的乌托邦和“巴别塔”，找到合适的研究路向和实施路径，相应地创生理论，引导实践，以此推动中文作为世界通用语使用的广度与深度，为建构人类共同的语言文化沟通桥梁而付诸努力。

　　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过程应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循环往复的现象，但最终会实现走向彼此融合的理想状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期待。在此之前，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中文教育治理路径，如何拿捏国际中文教育“情感性”与“经济性”的平衡点，如何有效输出和转移国际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协调多元语言教育主体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海外华文教育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开拓广阔的研究领域。（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编号：18BYY057]，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编号：ZDA135-1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EB/OL].(2021-03-16)[2022-03-10].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16_5318331.shtml.

　　[2]赵杨.汉语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7-14.

　　[3]刘晗.中国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应对[J].世界教育信息,2021(7):26-30.

　　[4]陈丽梅.从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看缅甸华人的身份认同——以曼德勒、东枝、腊戌学员为例[J].八桂侨刊,2021(2):14-23.

　　[5]罗杨.“香火”永续:柬埔寨华人社团百年变迁[J].南洋问题研究,2017(4):57-70.

　　[6]翟韬.文化冷战与华侨华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宣传渗透[J].东南亚研究,2020(1):134-151+158.

　　[7]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8]John Walsh.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governance:a case-study of Irish language legislation[J].Language Policy,2012(11):32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