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国家二级研究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

　　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简称《南沙方案》）。时隔一年，《广州南沙国际化人才特区集聚人才九条措施》（简称《人才九条》）发布，目的是为落实《南沙方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全面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全力打造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前景的增长极之一，地处“湾区之心”的南沙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着力打造粤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区和高水平人才高地，以建成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研究员。

　　集优势，打造粤港澳深度融合的“南沙模式”

　　记者：您曾说，粤港澳三地唯有全面合作、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方能占领世界人才制高点。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方面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吴江：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随后，《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也对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进行了战略布局，还对加快建设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战略人才力量作了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形成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

　　粤港澳协同发展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的，2021年初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加强粤港澳产学研协同发展。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开放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人才是重要的支撑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和北京、上海不同，它的区域较大，是珠三角9座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门组成的“9+2”世界级城市群，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8600多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代表创新能力的湾区研发费用已超过3600亿元，进入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十位。香港利用国际金融优势，在创新投入方面也排在世界前列，深圳很多独角兽企业都受益于香港的投入。这是一个空间资源极其丰富、国际化程度堪称一流、市场成熟度极高、创新创业充满活力、宜业宜居环境最佳的区域，所有的优势条件都得益于粤港澳城市群所发挥的协同效应、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创新集群是世界公认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度比较高的地方。这一概念是由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认为创新不是孤立的，而总是趋于集群、成簇地发生。“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四年排名全球第二，充分证明了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潜力和优势。

　　这样一个世界排名靠前的创新集群，很好地实现了“四链”融合，自然会吸引大量人才。当然，人才工作不能仅仅停留于引才，我们也需要创新的教育，需要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想法。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对粤港澳三地来说谁也离不开谁，唯有全面合作、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方能占领世界人才制高点。这也是《南沙方案》吸引港澳人才来南沙发展的核心要义。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了好的想法总要在平台上先行先试。南沙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人才深度融合区，自然应一马当先、勇挑重担。

　　记者：南沙在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上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吴江：南沙新区建设已有10余年，因为地处广州，具有省会优势，大院大所比较多，有丰富的学术资源、科技资源，生态优势、开放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和创新平台优势等在建设过程中逐步体现。《南沙方案》出台后，广东省、广州市相继成立省委、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专班以及相关专项工作组，举全省、全市之力为《南沙方案》落实创造条件。之后又成立了由南沙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9个专项小组，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细化再分解。这些举措为南沙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政策红利。

　　说到底，南沙的发展速度之所以越来越快，是因为选对了方向，即不拘泥于广州原有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特点，以一套新的思路走自身的发展之路。“新”在哪里？南沙曾先后提出“再造一个‘新广州’”“打造一个‘新香港’”“建成广东的‘新加坡’”的“三新”目标。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南沙成为中心，因为毗邻港澳，区位优势明显。《南沙方案》又紧扣粤港澳全面合作需要，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着力打造粤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区，形成最具创新创造活力的国际人才比较优势。作为承担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重任的南沙，人才工作的重心将转向为粤港澳全面合作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资源，这个新定位决定了粤港澳人才深度融合的方向性和策略性。

　　很明显，南沙要做的不仅是广州的南沙，还要做大湾区的南沙，将来还要成为世界的南沙。因此，不能用传统行政区划的思维规划其发展。区位优势并不只是距离优势，还取决于将来能否起到互通连接的作用。

　　人才工作如何开创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优化市场融合机制。例如，南沙早在2017年出台“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人才给予贡献奖励，营造与港澳接轨的税负环境；2020年搭建“惠港惠澳政策一站式服务平台”，为港澳人才提供便捷的政策和咨询兑现渠道；在广东全省率先实现市级科研资金跨境流动，试行放宽人才往来港澳商务签注备案要求，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等，这些都是促进粤港澳人才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

　　南沙要和香港有机融合，利用区位优势为香港打开一个更大的创新创业市场。香港培养的人才和引进的国际人才是有限的，而南沙可以为更多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创新创业乐土。在教育、法律、企业、房地产等方面提供完整的配套设施，让人才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用更高的便利来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替港澳人才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提升创新创业成功率。

　　记者：在打造粤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区方面，南沙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吴江：从已有的经验模式看，粤港澳大湾区有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重大合作平台。深圳前海以服务业为主，主要提供金融、物流、信息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服务。可以说，港深合作的供应链是畅通的，有了供应链才有人才链。珠海横琴则围绕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医疗、文体、社会保障等方面，聚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业生活等领域，还承接旅游康养项目，所以当地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向也较为明确。

　　《南沙方案》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建设“区域创新和产业转化体系”（简称“创转体系”）。这说明，南沙要在科技链条的转化环节上做文章，实现原始创新与实际应用相衔接，把创新活动变为实际生产力和增长动力，解决产业链一条龙的问题。南沙要立足未来，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利用先行先试的体制优势，率先构建政产学研密切配合、有效联动的创转体系。南沙正着力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布局重大科研平台追求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完善科研服务体系来培育创新生态。未来，南沙在建设粤港澳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和打造世界性科创中心方面仍需要做出制度创新。

　　从遵循人才资源配置规律上讲，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根本上是解决市场的分割与壁垒问题。因此，人才的需求侧改革是关键。南沙的先行先试就是面向世界的创新人才资源，立足港澳的市场优势，运用国家、省市的政策工具，实现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深度融合、不同创新主体间的深度融合，以及国际人才本土化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粤港澳人才市场规则和运行机制的一体化，而政府的作用就是推进这种融合的孵化器。人才工作需要解放思想，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分割市场意识。

　　此外，南沙的人才工作要从推动粤港澳三方人才协同发展方面大胆探索，区别于前海的深港协同和横琴的珠澳协同，从粤港澳三方人才发展的共同需求点出发，发挥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区位优势，用好港澳链接世界的优势，当好港澳规则进入内地的压力测试区，当好人才发展深度改革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为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人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贡献“南沙模式”。

　　促创新，营建智力资本增值的一流环境

　　记者：2020年，南沙首次提出“营智环境”，要打造全国首个“国际化人才特区”。您认为打造营智环境的关键是什么？

　　吴江：营智环境不仅聚焦于人才的发展，更注重人才智力的产出和市场化运用，这有利于形成更加开放的人才发展理念，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我始终认为，每一个人才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消费者。人才选择某地就业创业，会优先考量这里是否生活便利。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不是从解决创业难开始的，而是从解决多样性的消费方式、优越的消费环境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追求开始的，能够使这个城市更有温度、更有吸引力，减少各类人才的后顾之忧。

　　营智环境需要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制度创新就是要解决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多种需求。营智环境是一个小环境，它是个性化的，是适应智能经济需要的。这要求我们不能大规模地以单一模式推广复制，而需要制度创新和精准对接的平台。同时，营智环境应具备开放和包容等特点，实行柔性治理，发挥软环境作用。

　　南沙营智环境的品牌要推向国际，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粤港澳大湾区要占领人才高地，南沙就是冲在前面的“尖刀兵”。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营智环境，打造营智环境最重要的是政府、市场、社会能够集中到创新这个问题上。其中，特别要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是借助粤港澳三地的优势，营造多元文化，同时把国际组织、国际人才纳入进来。在吸收借鉴国际上打造人才环境的关键要素方面，营智环境要考虑政府的治理、基础设施、智力聚集、人才社会环境、居住环境、文化娱乐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维度。在创新生态问题上，南沙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除管理和组织创新外，人才工作本身的搭建也要创新。

　　国际化人才特区到底“特”在哪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全世界最好的智力畅通无阻地流动起来并能加以利用，这也是打造营智环境的关键。近年来，南沙在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南沙科学城、冷泉生态系统、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以及大湾区科学论坛、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等，这些都是粤港澳高端人才集聚培养的重要载体。

　　随着这些重要载体布局完成，南沙未来的人才工作要往“宽”里做，提高人才服务专业化程度。服务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要让全社会参与进来，如金融服务、更便利的出入境自由、安居、科技转化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服务网络。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关村模式”，中关村的社会组织有160多家，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组织，围绕着创新活动开展各种各样的支撑和服务工作。

　　记者：如何认识和处理营智环境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

　　吴江：在打造营智环境方面，教育也要发挥大作用，特别是要发挥高校的作用。学校的功能是教人看得长远，是励志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是营智和营商的区别。营商主要是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来考虑，要做一个大的市场，让企业盈利；营智是让人才立志，把眼光放在长远发展上。

　　近年来，南沙在研发创新和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很大。在研发创新投入方面，南沙不要和“9+2”里的“9”比，而要向香港看齐，低于香港就无优势可言了。在“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共有5所大学进入前100的行列，香港科技大学（简称“港科大”）就在其中。两年前，港科大（广州）正式落户南沙，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然而，一个港科大还不够，要确立产业优先，做好产城融合、产教融合，解决好全产业链的配套问题，南沙还需要更多培养工程师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学校，在办学中抓住特色，围绕自己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来进行学科建设，如制造业人才、涉外法治人才等。在特色办学中，南沙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与港澳合作办学，不能走扩招的规模办学老路，要紧紧围绕科技自立自强和破解“卡脖子”技术的人才短缺问题办学，提高国际教育投入，将投入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根据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的需要来打造专业学科优势，通过比较优势将南沙打造成为自主培养人才的高地，同时要更加重视“走出去”培养人才的新路子。

　　此外，南沙的协同服务也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往打造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是要看企业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产品能不能销售出去。如今打造营智环境，是鼓励企业做基础研究，投入真金白银做创新，看企业的研究机构能否很好地生存下来，能否设计研究出好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了三螺旋理论，用于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在这个理论中，政府、企业和大学被视为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它们根据市场要求相互联结，形成了一种交叉影响的三螺旋关系。三者之间角色不同、职责不同、各有分工，在互动中逐步进行角色互换。政府要适时转换自身管理者、监管者的角色，变成服务者和利益共享的合伙人。大学也一样，无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都是前端行为，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有用，最后都要经过末端市场的检验。

　　港科大（广州）的建立就是要把香港培养优秀人才的模式和方法引进来，再本土化，围绕产业转型自主培育国际化创新人才，深化校企融合。南沙应该是大湾区最好的校企融合“试验田”，有了校企融合，自主培养这条路才能走得更扎实。

　　多赛道，跑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加速度”

　　记者：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2023年5月，《广州南沙国际化人才特区集聚人才九条措施》发布。结合《人才九条》，您如何定义高水平人才高地？

　　吴江：我认为，高水平人才高地起码要拥有一定数量的一流大学和顶尖科学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沙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者和率先实现者。在资金投入方面，在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南沙已经完成了很多布局工作，增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底气和勇气。

　　《人才九条》的力度很大，突破了以往的模式，人才评价机制更加灵活，精准聚焦了重点人才群体和人才发展的关键环节。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好的政策和文件出台只是起步，关键还要看落地。未来，南沙在人才使用方面还可以制定更多政策。例如，职业资格互认就关系到人才的使用问题。《人才九条》的“实施海外人才集聚行动”中还特别提到，对持有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美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金融风险管理师等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海外人才给予最高100万元人才奖励，符合条件的可评定为高层次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尽快实现人才职业资格互认，以加快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进程。

　　在职业资格认证上，南沙整体上要加强与香港和世界的联通。首先要和香港接轨，可以引进香港的认证机构在南沙营业。其次是与西方国家接轨，可以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是吸收借鉴国外经验，例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发展经验；第二步是拿来主义，国际通行的做法可以直接使用；第三步是要拥有话语权，能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南沙是从会计专业的职业资格认证上探索起步的，开放单向认可政策，便利港澳专业技术人才来南沙就业创业。这项工作南沙已经走在全国前面。

　　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人才急需紧缺的矛盾势必先行，而其重点在于解决青年人才储备问题，这也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重要能量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青年人才储备方面，南沙已下了多步“先手棋”。2018年3月，《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出台，明确提出储备人才的标准，并为青年储备人才群体提供了安居、创业、发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2020年5月，南沙印发实施“港澳青创30条”，“湾区启梦港”南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总部基地交付并投入运营。《人才九条》中的“实施青年人才托举行动”更是要把南沙奋力打造成国际青年人才发展高地。

　　以2019年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为例，这是在南沙成立的省、市、区共建的博士后创新创业平台，也是国内首个博士后公共研究中心。中心创新建立博士后人才产学研联合培养体系，进一步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人才、智力成果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之间顺畅流动，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23年，中心新招收博士后110名，联合区内41家企事业单位累计培养博士后219名，其中海外教育背景博士占比达1/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强化粤港澳联合科技创新，共同将广州南沙打造为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积极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海洋科技、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领域，培育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随着更多政策出台和更多平台搭建，大任务大项目会越来越多。南沙不必拥挤在一条赛道上，不用过多考虑传统产业，应着眼于高端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分出多赛道来加快自己的前进步伐。

　　拓市场，释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活力

　　记者：我国正经历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的关键期，南沙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成为自身发展的关键力量？

　　吴江：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研究能够推动其发展的市场配置。市场配置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创新要素，而创新要素中最活跃的是人的要素。创新驱动是人的驱动，人的驱动是教育驱动，教育要培养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的自主培养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在这方面，南沙还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调整大湾区适合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发展以及“四链”融合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释放出人才创新活力的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实施，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南沙要努力成为综合改革的特区。综合改革要根据需求侧来改进供给侧，其中，教育是供给侧，企业市场是需求侧，客户都在用人端，在企业，在科研机构，在那些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上，打开合作空间，关键靠市场，让人才供给侧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侧。

　　举一个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共生关系，斯坦福大学的办校理念即强调大学不应仅限于学术研究，而应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一理念促使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产业紧密结合，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硅谷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让斯坦福的学生可以更好地接触到科技创新的前沿，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研究方向。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优秀人才，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据了解，硅谷40%的产品订单来自政府，而其中大部分创新需求转到了斯坦福，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之前提到的三螺旋理论。这就是对生产力的推动，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总而言之，教育、科技、人才都是生产关系，对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我们通过教育，建立一个人与企业的资本关系，把普通劳动力变成最有价值的资本——人力资本。人力之所以能够变成资本是因为素质提高，而素质提高不光要看学历，还要看创造力。任何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都必须经历两次检验，第一次是行业领域内的检验，第二次是社会市场的检验，之后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

　　国家看好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巨大潜力，是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源于这里超高的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源于从香港到深圳再到广州，无论是民营经济、对外贸易还是国际市场，在全国都是“排头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5年来，大湾区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变革随处可见。《2024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州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未来产业谋篇布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南沙是国家级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在多重战略定位叠加下，肩负着探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