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是新时期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的强力支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改革的历程，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

　　伴随着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跌宕起伏，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也在历经“岁月沧桑”之后，逐渐臻于成熟。但与如火如荼的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相比，职业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升。面向未来，要以高水平职业教育研究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这是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所在。

　　近年来，在职业教育研究不断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上，职业教育研究者的方法意识与方法运用能力确实比以前更强了，也越来越多地追求研究的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整体水平的同步提高。实际上，在职业教育研究中，无论是量化研究方法，还是质性研究方法，终究是研究工具，不可过于迷信。究竟该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仍然需要回到研究问题上来，要特别关注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此外，现在许多文章言之无物，并没有研究真问题，从“概念”来到“概念”去，追求所谓的学理性，但终究只是“空架子”，既无法对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促进作用，也无法对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带来指导价值。

　　展望未来，以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聚焦真问题，仍然是做好职业教育研究需要恪守的宗旨。从长远来看，以真问题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研究，不仅可以推动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还可以为解决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存在的难题提供重要参考。

　　问题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没有真问题作支撑，造出来的学术大厦即使外表非常华丽，也会因为华而不实受到学界质疑。回首往昔，伴随着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界曾针对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真问题，多次掀起职业教育研究热潮。究其根源，离不开对职业教育研究问题的真切把握，这样才能产出真正有“真材实料”的学术研究成果。

　　职业教育研究并非仅受到个人学术研究兴趣的驱使，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属性。北宋思想家、理学创始人张载曾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意在表明，做学问应该怀有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没有对学术研究的使命意识，将很难做出对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有贡献的学术研究成果。

　　要做好职业教育研究，必然需要具有利国利民的学术情怀，我们所做的研究，需要怀有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一方面，要致力于向世界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另一方面，要善于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职业教育问题，增强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努力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作出学术贡献。

　　为此，需要在“顶天立地”上下功夫。所谓“顶天”，就是职业教育研究要高度关注国家最新职业教育政策前沿与改革方向。要开展政策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政策文本，看政策设计有无问题，还要看政策实施过程，有无实施条件，这样的政策研究与对策建议才有价值，学理性应该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当然，只有“立地”，才能“顶天”。所谓“立地”，就是职业教育研究必须脚踏实地，要充分关注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希望青年学者多去职业院校、企业、产业园区做实地调查研究，明晰真问题、真需求、真困境及其成因。

　　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肇始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传统学徒制在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方面逐渐“捉襟见肘”，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种思潮的职业教育逐渐传入近代中国，并在学制体系中逐渐取得一席之地。可以说，从一开始进入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就具有明显的“舶来品”属性，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事实。

　　伴随着几次工业革命，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走在社会前列，并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形成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模式、英国的“三明治”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模式，这些在职业教育办学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职业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因此，对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者而言，不可“故步自封”，也不可做“井底之蛙”，应该主动放眼全球，做“融贯中外”的职业教育研究。要积极强化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既要站在国际视野下审视中国在世界职业教育坐标系中的位置，明晰中国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又要主动加强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交流与对话，彰显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魅力所在，并努力吸收借鉴其他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