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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世界里做出“学术三部曲”

发布时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近年来,学术界涌进股股清风,从破“四唯”到破“五唯”,再到破除“SCI至上”,针对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十不得”,包括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等。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有近60年的历史,其姊妹版SSCI就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都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研制的文献索引系统,被全世界广泛使用。1989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这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相当于“中国版SCI”。

  1997年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信息管理学院)提出,要研制中国自己的SSCI。1998年,南大组建了苏新宁教授主持的项目团队,2000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北京发布。

  从提出破除“SCI至上”、破“五唯”,再到“十不得”,都意在打破学术界的“出身论”,以本领论英雄。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苏新宁如何看待学术评价领域种种改革,CSSCI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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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受访者供图

  靠“化缘”做出第一版CSSCI

  “我做CSSCI有三个初衷,一是促进学术研究,二是加强学术管理,三是开展学术评价。”说到这里,苏新宁叹了口气,“哪知道,学术界后来就认一个学术评价。”

  据他回忆,中国大陆引进SCI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此后,全国高校中,南京大学在SCI连续7年论文发表第一、连续8年论文引用第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新宁认为,“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把好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

  回首初创CSSCI的1997年,时任南大信息管理系主任邹志仁即将退休,他和时任南大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的杨克义一起找到苏新宁,提出“做一件能填补国内空白的事”。

  “我的想法是,当时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了中科院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但社会科学还没有引文索引,文科的论文成果还有待规范,很多文章缺失参考文献、摘要,有些甚至没有作者单位,用的还是笔名。”苏新宁说,“他俩年纪已经大了,最后商量,决定这件事交给我来做。”

  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项。苏新宁把前期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观察和分析SCI,第二步去北京调研当时其他几家学术数据库,了解同行的进展和差异,第三步才开始尝试。

  “我的初衷是,CSSCI的设计起点要比其他数据库高,要兼具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学术评价三种功能。”但由于早期开发经费不足,学校给的钱只够买设备,“那是1998年,有买设备的钱就不错了,我们买了十来台,但后续还是没有钱,没办法,只能去借。”

  没钱给学生,苏新宁就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给研究生发每月200元的助研费,为了项目能继续下去,还陆续向图书馆借了近百万元。香港科技大学也和南大签订共同研制开发协议,支持了50万元港币,并先期支付25万元。就这样,靠“化缘”,CSSCI顽强地撑过了“襁褓期”。

  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教育部领导来南京大学调研,对CSSCI很感兴趣。“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要我去汇报,但找不到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才知道,那时人家已经到另一所高校了,我就急忙赶过去。”

  因为准备仓促,教育部领导提出10天后再演示CSSCI,苏新宁带着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没睡觉,做好了演示系统,圆满完成汇报任务,为他们争取到教育部重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同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告CSSCI正式诞生。

  意外进入无声世界,却成就学术上的“命运交响曲”

  20年来,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个大类、500多种学术期刊。基于CSSCI平台,苏新宁也推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三份影响力报告,共计500多万字。

  2012年,苏新宁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是国内情报学界首次有人入选。2014年以来,他已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今年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当初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带领团队、培养新人上。

  可谓功成名就的苏新宁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一次手术意外,让正值学术壮年的他失去了听觉。

  时隔多年,苏新宁仍清晰地记得手术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开水龙头,瞬间发现自己听不到水声了。”苏新宁赶紧让家人联系主刀医生,但对方已经休假外出,等假期后复诊为时已晚。

  “当时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天空都是黑的。”苏新宁说,“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对一名教师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

  除了绝对的寂静,还有无尽的耳鸣。“那感觉就像站在飞机发动机下面,原来耳聋不仅是听不见,还会有巨响。”那段时间,苏新宁曾冒出过“死了算,真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学生们心急如焚,大家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有人陪伴。

  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苏新宁第一次注册了QQ号,买了2只视频摄像头,其中一只送给朋友,到朋友家安装好,“我对朋友说,太太出门上班,你就开视频,咱俩打过招呼以后就各干各的。”

  “没有耳朵,我还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励下,3个月后,苏新宁重新站在了讲台前。为了防止讲错话说错字,他让前排学生随时用手势提醒自己,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几次差点虚脱。

  和学生无声交流的两年里,苏新宁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压力,坚持指导了7名博士生和7名硕士生。

  事故发生后,苏新宁有几个月没敢回家见父母。“当时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耳朵坏了,虽然我会读唇语,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时间长了还是会露馅,比如他们在背后叫我,我却没反应,只能说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会儿,睡醒了就赶紧走。”

  2005年,苏新宁装上了人工耳蜗,在家人和学生们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听力。

  “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坏了是我的财富。”苏新宁说,“首先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挺过来了,现在看都不算什么;第二,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学校、学院都在关心我;第三,耳聋给了我奇妙的体验,你知道吗,耳鸣有时会突变成一段好听的‘交响’曲,我有点明白为什么贝多芬耳聋后依然能坚持创作。”

  见记者不相信,苏新宁说,他曾经把自己“听到”的曲调哼出来给朋友听,大家也觉得“苏新宁怎么突然有音乐细胞了”,但其实,苏新宁是欣赏不了音乐的,因为声音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人工耳蜗是把模拟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所以并不能转化为乐曲。

  “无声世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早上起来以后我会特意不戴人工耳蜗,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没人打扰,别人打电话来我也不知道。”苏新宁说。

  从2002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苏新宁最终完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三部曲,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聪后完成的。时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的龙协涛,把这些成果比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推动情报学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

  今年11月,已经65岁的苏新宁第三次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次,他关注的是“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和发展研究”。他说,“是时候让情报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了。”

  信息、知识、情报,三者的区别在哪里?天上有一块乌云,这是信息;如果你没有知识,只会觉得天空发暗,有了知识,就知道乌云意味着要下雨,但这个知识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很小。情报则是根据云层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会下雨,它和信息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辅助决策。这个“乌云说”,是苏新宁已经在课堂上讲了20多年的经典案例。

  完成了学术三部曲后,苏新宁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学科的未来上。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情报学被评为A+,作为学院的首席专家,苏新宁感到,要推动情报学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其实,在我国高校,情报学关注的并不是军事情报,而是科技情报。

  “科技情报曾对我国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苏新宁介绍,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报研究室,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恢复高考后,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招生,“那时候谈的都是科技情报。”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国内情报学界认为,要将情报拓展到信息的范畴,从以往研究各类科技文献,向信息情报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在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这些专业,已大多改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情报学作为本科专业就没有了。”苏新宁说,如今,情报学界更多在做信息管理,很多本学科的青年学者,研究的区块链、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其实这些属于其他科学,“感觉就像自家地里却种的是别人的种子。”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情报学?“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对决策的辅助作用也变小了。我们不仅要有信息,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形成情报。”苏新宁说,“以前讲科技情报,以后情报要真正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服务,科技情报要和军事、安全、经济、生态、医学健康等情报融合,发展‘大情报’科学,增强情报学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最希望听到人家说‘这不可能’。200年前,有谁想到还能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天,谁又知道后来有了飞机、火箭?”苏新宁说,“不可能就意味着有可能。为国家做‘瞭望者’,这是我们作为情报学人的使命。” (记者陈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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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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