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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人之师 身正人之范

——记竺可桢治学育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0日 来源:神州学人 

  编者按:1990年3月7日是留美学者、现代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诞辰100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资纪念。

  要有明确的目的——为着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

  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要有严谨的学风——勤于实践,躬体力行;

  要有严格的态度——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得失;

  要有辩证的观点——既有科学的预见,又要反复改进。

  以上是竺可桢积一生实践总结出的治学经验,道理上精辟,语言上精彩。

  1 . 1925年盛夏,竺可桢从上海《申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7月,湘省旱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个,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蛰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又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它龙将军,并供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按照前清纪文达《慎斋祈雨》印本,在省公署内设坛祈雨。……

  读罢,竺可桢心中慨叹不已。一个科学家的良知,特别是一个气象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本年(1926年)自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之下游以及东北沿海一带,雨量极形缺乏。……各省亦纷纷以旱灾见告。于是各省当局,先后祈雨禁屠,宛若祈雨禁屠为救济旱灾之唯一方法。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诸欧美文明各国,必且被诋为妖妄迷信,为舆论所不容。而在我国,则司空见惯,返若有司所应尽之天职,恬不为怪。

  “夫历史上之习惯,是否应予以盲从,愚夫愚妇之迷信,是否应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资列强之笑柄,内足以起国人之疑窦,实有讨论之必要也。他尖锐地指出:我国号称共和,则上自总统,下迄知事,应对于人民负责。旱潦灾荒,须备患于未形,植森林,兴水利,广设气象台。在平时不讲求以科学之方法,调查雨量,及至旱魃为灾,乃惟知祈雨、禁屠,求木偶,迎龙王。以我国当局之所为,而欲列强之齿我于文明诸邦之列,安可得哉?

  接着竺可桢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雨的成因,并且分析了世界上的雨量分布以及防止旱涝灾害的方法。

  竺可桢早年就有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1910年他考取了第二批赴美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当年秋天,与70多个同学一道赴美。那时他以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所以他进了美国中部的伊利诺大学农学院。但入学半年后,他就感到美国的大农经济同中国的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况且,美国当时的农业科学也很落后,于是他申请改学理科,但未获批准。1913年夏,他在伊利诺毕业后,就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并获博士学位。在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的气象科学尚无人问津的状况下,竺可桢是一个勇敢的拓荒者。他对中国雨量和风暴的启蒙研究,向世界的学术界表明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智慧。他从季风的强弱、地形的高下、风暴的途径三方面来分析中国雨量的分布多寡。他的分析和立论,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引起世界上气象界同仁的注目。

  留美期间,竺可桢还积极参加了中国第一个以提倡科学、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成为该社骨干之一。他在这个团体主办的《科学》月刊上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开始以现代科学理论来阐明中国的实际问题。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祖国。1927年,他应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铨的邀请,到南京负责筹建气象研究所。

  在这以前,中国领土上基本没有自己的现代的气象台、站,只在沿海和长江流域有一些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设立的测候所(即气象站),它们主要是为自己的航运服务的,一切气象资料的分析和台风警报工作,全由法国天主教神甫主持的徐家汇观象台所控制。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气象工作者极为歧视,在一次太平洋区域科学会议上,竟只许中国代表列席,而不许发表论文,宴会上又被排在末席。竺可桢对此极为愤慨,他决心发奋图强,尽全力来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1928年,在南京北极阁建成了设备较完全的气象台(附地震台),他亲自培训观测人员。经过八、九年的苦心经营,这个仅有40个工作人员和经费困难的气象研究所,宣传推动各省建立了40多个气象台和100多个雨量站,开展了高空探测、天气预报、无线电气象广播等业务,整理出版了中国气候的基本资料,发表了许多天气、气候方面的研究论文,奠定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

  2. 19364月,竺可桢到杭州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到校后,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四处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充实图书仪器,使一个原来白色恐怖笼罩、学术空气窒息的学校,成为崇尚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学府。

  竺校长到任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随着战火的蔓延,他带领全校师生,从杭州迁到浙江西部建德,再迁江西吉安和太和,三迁广西宜山,1939年底又四迁贵州遵义和湄潭。两年之内,四易校址,跋涉5000里;每到一地,即使只有两三个月,也要立即布置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艰苦的战争环境,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锻炼了浙江大学广大师生。他们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发扬了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和认真朴素、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定居遵义、湄潭后的短短几年内,浙大在几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接触到浙大浓厚的学术空气,深为感动,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剑桥"

  竺校长既严肃治教,又宽于待人,可谓严师慈父。

  还是在迁校途中,一次,大队人马在一个村子里落脚,竺校长刚铺好被褥准备休息,一个迟来的女学生赶到,没地方住了。竺校长笑着说:“好,你快在这里摊铺,我另找个好房子去住。女学生住下了,而竺校长却在汽车里卷卧了一宿。

  19475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遍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国民党当局于1011日大肆捕杀进步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也在杭州被害死在监狱中。当局伪称其用玻璃片自杀。竺校长非常气愤,当面质问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他看了于子三的遗体,当当局要他证明于子三为自杀时,他断然拒绝。面对国民党的造谣,竺校长只得在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子三的死是千古奇冤,国民党当局应负不可推诿的责任。谈话见报后,蒋介石颇为震恐,曾命令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可桢回答:“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他又向浙大学生严正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发展。当时确定下来的20个研究所(包括社会科学),构成了中国科学院的雏型,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此间,他的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6426日,竺可桢起床后记下了当天的天气情况:气温1 ℃—4.4℃,气压764毫米,地上积雪半寸,昨天交春,刚好下了一场春雪。尔后,竺可桢翻阅着《杜诗镜铨》,想从中找些有关气候的诗句。

  不一会电话铃响了,是毛泽东主席约竺可桢下午3点去谈谈。

  竺可桢怀着激动的心情,按时赴约。中南海琼枝玉林,掩映如画。西山上白雪皑皑。车轮辗着积雪,一直驶进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含笑地同竺可桢握手,并请他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毛主席说:你的那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我看到了。竺可桢说:篇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成熟”。

  毛主席说:“能提出问题就很好嘛!我想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都是管地不管天,你的论文倒是管天的。

  竺可桢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太好管。

  毛主席点燃一支烟,笑道:“我们两个人,既管地,又管天,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说:“农业八字宪法,虽然没有明白显示气候因素,而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因此,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要因时制宜。

  毛主席说:“我看,农业八字宪法,可以加上光和气。

  竺可桢笑道:“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之与土壤中所吸收的水份化合,而成为有机碳水化合物……

  毛主席同竺可桢正热烈地交谈着,李四光和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来到。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人才济济,可谓齐全。

  毛主席对李四光说:“你是研究如何下地的。

  李四光点头笑道:我是搞地质的,所以要下地。

  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是研究如何上天的。

  钱学森笑道:我是搞导弹的,所以要上天。

  毛主席又对竺可桢说:你是研究大气的。

  竺可桢恍然大悟:我们三个,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空中,真是齐全了。只是我觉得自己贡献太少。

  毛主席同三位科学家广泛交谈着,从地球的形成、生物的进化到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从客观世界、微观世界到正负电子的辩证关系,真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毛主席谈吐风趣,幽默,常引出三位科学家的笑声。

  4"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竺可桢极为推崇和喜爱,他曾将此诗引为自己的座右铭。事实上,竺可桢一生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都遵循着"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古训。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靠近黄河的地方,有座鸣沙山。这座沙山,紧逼黄河河岸、高约100米,沙坡面南座北,中呈凹形,有泉水涌出,且被当地人作为崇拜的对象。每逢端阳节,男男女女聚会于此,顺山坡翻滚时,沙子便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象打雷一样。

  竺可桢为考察沙漠,于1958年同五、六个同事亲临鸣沙山。近70岁的老人,也到山顶,慢慢顺坡滚下,他果然聆听到隆隆之声,有如远处有汽车行驶似的。

  通过实地的考察研究,竺可桢对这种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原来,这是由于沙漠表面的沙子细小而干燥,含有大部分石英,被太阳晒得火热后,经风的吹拂或人马的走动,沙粒移动后磨擦起来,便会发出声音,这便成鸣沙。

  竺可桢以极大的热忱,几乎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足迹遍及祖国的高原、峡谷、江河、海洋、沙漠和丛林。他71岁时,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北登海拔4000米的阿坝高原,南下深邃的雅砻江峡谷。他最后进行长途野外科学考察时,已是76岁的老人了。

  197426日,竺可桢躺在病榻上。他的手已无"缚纸之力",然而他还是拿起了笔,颤颤抖抖,照例地记着记了几十年的日记:

  197426

  气温最高零下1 ℃,最低零下7℃,东风12级,晴转多云。

  竺可桢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能用自己的眼睛亲自观察温度表上表示的温度变化。他的手渐渐抬不起来了。他在日记的“温度旁,写上“局报两字。

  竺可桢安详地放下日记,静静地躺在病榻上。那年,他84岁。

  他的瘦弱的躯体消失了,但他无穷的智慧、踏实的作风,永驻人间!

原载于 《神州学人》杂志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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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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