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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只防人是不够的”,专访中疾控首任主任李立明

发布时间: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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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近日突现本土聚集性疫情,让新冠肺炎再度牵动公众神经。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认为:“北京的这次疫情告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只防人是不够的,冷链载体、物流货物、交通工具等都需要纳入视野。”

  李立明是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权威专家。2000年,李立明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岗位调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并参与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筹建的全程。2002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建后,李立明出任首任主任。

  李立明怎么看北京的疫情防控?他对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又有何建议?

  梳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具体途径

  《瞭望》:你如何看待北京突现的本地聚集性疫情?

  李立明:这次北京发生的聚集性疫情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高度关联,市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疫情扩散风险很高。北京市委市政府快速处置、措施及时、工作到位,首都市民防控意识强、主动参与意识强,相信疫情会得到有效控制。

  我认为现阶段应继续坚持精准防控、科学防控、常态防控策略与措施。建议组织专家和社区管理者认真讨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具体途径还有哪些。北京的这次疫情告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只防人是不够的,冷链载体、物流货物、交通工具等都需要纳入视野。同时,对疫情进行及时、公开、透明的报道也非常重要,能够将消息及时传递给大众,让真实消息跑在疫情前头。

  《瞭望》:不光是北京抗击疫情的表现,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你如何评价公共卫生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李立明:这次疫情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SARS后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对SARS后17年社会与公众预防为主理念的一次检验。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是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利用制度优势取得的结果,并非仅依靠公共卫生体系与技术的精准防控。

  《瞭望》:有学者直陈疫情期间国内流行病学领域“全线静悄悄”,你怎么看?

  李立明:首先,公共卫生是群体的预防医学,解决人群健康要靠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障,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技术措施。

  其次,公共卫生技术措施的实施不仅看技术的有效性,还包括公众的可接受性、社会伦理的可接受性、经济条件和技术设备的可行性,甚至包括宗教信仰、传统价值观等。

  因此,在面临重大疫情时,公共卫生和疾控专家只能根据对疫情和病原的认识给政府提出相关技术建议,最终还是由政府平衡各种因素作出科学决策。这也是疾控领域专家不随便发声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认为,近些年,由于我国慢性病致死人数已经占全死因的80%以上,国内公共卫生领域把注意力更多转向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更多关注个体行为的改变,而忽视了传染病防控。

  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我国疾控体系是建立在传染病防控基础上的防疫体系,有着丰富的传染病防控经验与技术。即便是在病原不明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有效防控一次传染病流行。

  根据我的观察,国内疾控队伍在疫情防控中的主力军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这里既有现有疾控队伍技术能力不强、应急反应不力的问题,也有疾控体制机制上的不足。

  需要能“一锤定音”的专业机构

  《瞭望》:2003年SARS之后,国内公共卫生的发展一度达到顶峰。为何迄今全社会防范意识依然薄弱?

  李立明:SARS疫情已经过去了17年,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我们的疫情防控科研技术的进步得到验证,一周之内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并及时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这些成果,国际合作也做得很好,诊疗救治指南不断更新,公众防控指南不断出版,但全社会的公共卫生风险防范意识仍然薄弱。

  2003年SARS以后,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大家逐渐淡忘了预防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理念,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公共卫生被边缘化,“重治轻防”的现象重新成为医药卫生领域的常态。

  《瞭望》:如何才能让公共卫生理念融入社会运转各个领域?

  李立明:在我看来,加强社会动员非常必要。公共卫生致力于为人类创造促进和维护健康的环境,但预防措施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见效,所以,它的社会回报周期很长。所谓“冷水泡茶慢慢浓”,疾控做的大部分事情无法立竿见影,但只要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重大疫情,高下立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疾控队伍平常就像部队一样,时刻在与侵犯人民健康的疾病作着斗争。

  平时关注疾控队伍的建设,在能力上培养、应急上演练、待遇上支持、队伍上稳定,关键时刻才能顶硬。

  《瞭望》: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立明:是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有能“一锤定音”的专业机构,有明确的体制机制。

  比如说,基层医院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后,病例标本应该第一时间送谁检测就是问题。据我所知,很多疾控专家或科学家甚至只能凭借私人关系从医院要到标本,然后回去做检测。这种情况下,检测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因为并非是官方的,所以需要建立明确的机制。

  健全预警机制

  《瞭望》:当前公共卫生体系应如何改革?

  李立明:改革更多是完善。如果想要避免经济社会大范围停摆再次发生,真正实现精准防控,疾控队伍和技术的现代化应提到突出位置,从战略技术储备的高度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比如,我们的诊断试剂质量还不够稳定,我们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还认识不清,以及此次疫情暴发的传染源、动物宿主、可能的中间宿主还没有公认的科学证据等,这些都对我们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产生影响,也提示我们专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仍有巨大空间。

  当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疾控人才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不能仅仅局限在防疫领域,而是需要涉及数据科学、信息学、环境科学、工程学、病毒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复合型队伍。现阶段,多专业背景、多学科交叉,既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天立地”的疾控人才仍然奇缺。

  《瞭望》: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方面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立明:专业的工作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传染病防控技术性很强,建议加强医务人员公共卫生安全的危机意识培训。

  只有疾控人员及时判断、核实诊断,才能作出科学的应急响应决定。

  同时,疾控、临床、基础研究科研亟待建立“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新发病例最早都是在基层医院或综合医院专科门诊出现,医生承担守门人职责开展鉴别、诊断、报告、送检,随后才是疾控、科研相继介入、各司其职。疫情来了,只要三方形成合力,就肯定可以实现有效防控。LW

  刊于《瞭望》202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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