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如何持续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完善“破立并举”机制，为各类人才营造“创新土壤”，是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议题。

　　“今年的报告，把‘一体推进’这四个字写得特别实，不是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各说各话，而是强调衔接、协同、统筹、联动——这抓住了要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对此格外有感触，“过去这几张皮贴不到一起，根源就在各管各的、各评各的”。

　　改革脉络早已清晰，从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到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都为改革注入了坚定持久的推力。

　　随着“一体推进”的号角吹响，改革的焦点正从“破”的共识，深化为“立”的智慧与“效”的检验。如何让评价机制更契合专业规律？如何为不同赛道、不同成长节奏的人才提供公平环境与发展支持？对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来自科研一线的代表委员。

　　为不同赛道的人才提供成长“土壤”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金星在现场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深感“一体推进”的论述站位高远、内涵深刻，“为我们高校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让他所在的从事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团队，对获得科学包容的评价增强了信心。

　　“精准回应了当前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两张皮’的痛点。”林金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实际上也是对科研生态的重塑。其目标，是让不同类型、不同成长节奏的人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并获得持续生长的养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评价联动”，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更系统的政策视角。

　　“一体推进，关键在‘协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定华认为，这意味着要让规划、政策、资源形成合力，特别是让评价手段与其他手段协调一致。他表示，这对高校分类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外国语院校就要彰显特色，努力培养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

　　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始终为这类改革探索提供支持。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并专门指出要“加强中长期评价、后评价和成果回溯”，“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探索创新”。2022年，《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进一步确立了“坚持使用牵引”“以用定评、评用相适”的核心原则，明确评价要服务于“让人才发挥作用”这一根本目的。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一场“分赛道”的实践已在运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原台长沈志强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近年来，上海天文台区分科研人员从事研究系列、工程技术、实验等不同类别，进行包括岗位职称评聘等分类评价。

　　“在以前的晋升体制下，主要看论文发表情况，但工程、技术、观测设施运行人员在这方面肯定比不过研究人员。现在我们把他们分开评价。”据沈志强介绍，上海天文台为不同赛道配置不同的评审专家，取得很好成效。“这样，大家就能很专心、很安心地工作，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不用为发文章或非本职工作事务发愁。这稳定了大家的心态，也遴选出了很多专门技术人才。”

　　这条为“差异”赋权的独立赛道，给予的是尊严、认可和清晰的发展预期，释放了被旧有标准压抑的潜能。“望远镜设施运行人员可能不擅长写论文，但没有这些工程师保障科学观测的顺利成功，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基于此做出成果、发表论文呢？”沈志强说。

　　“评价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焦虑，而是解决问题”

　　对于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领域，评价改革则需要注入“耐心资本”。林金星以林草科学研究为例指出，其研究对象生长周期漫长，“短期内很难产生显性成果。从这个角度看，现行以论文和快速产出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确实对这一领域的人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友好”。

　　“我所在的学院长期从事树木发育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青年教师若想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带学生，迫切需要更加科学、包容的评价体系支撑。”林金星呼吁，借鉴长周期稳定支持的模式，让科研人员能坐稳“冷板凳”。

　　这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对基础研究领域“过度竞争”的批评思路一致。“基础研究不宜过度竞争，”他特别指出，机械地要求项目申请必须存在竞争“并不符合基础研究科研规律”，并主张“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特别是加大对优秀团队的支持力度，弱化不必要的竞争，才能让科学家坐得住冷板凳”。

　　“稳定支持”与“长周期评价”，正是近年来国家科技人才政策反复强调的关键词。从“减少考核频次”到探索“里程碑式考核”，政策正着力为原创性、探索性研究营造一个能允许试错和等待的环境。

　　“我认为，不应过多干涉大家的具体科研工作，而应关注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并努力解决。”沈志强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评价改革的理想状态。评价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焦虑，而是解决问题；不是简单设置门槛，而是为人才成长搭建阶梯；不是修剪个性，而是培育森林。

　　当工程师能安心打磨国之重器，当探索者能心无旁骛地向星辰大海进发，评价体系才真正完成了从“筛子”到“土壤”的转变，真正支撑起“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生动局面。

　　王定华特别关注到政府工作报告对青年人才的重视。“要更加关心、理解、相信青年教师，给他们压担子、建平台，让他们捷足先登。”他认为，在“一体推进”的框架下，评价机制创新必须服务于让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这一目标。

　　林金星也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评价联动、突出实绩，让我们看到了改革的方向，也增强了扎根基础研究、潜心育人的信心。”

　　谁来评、怎么评

　　这些来自政策与基层的探索，最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应该由谁、依据什么来评价人才？近年来，我国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在“破四唯、立新标”上持续深化，评价标准从单一走向多元。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对新入所青年人才实行六年免考核、不数文章的年薪制；中国科协资助的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截至2025年年底已收录超12万篇规范化病例报告，并推动陕西等地作为试点，让临床医生能够凭借优质临床案例晋升高级职称；中国电科第二十九研究所探索施行多维度人才评价机制，一批85后、90后科研人员崭露头角。

　　“评价机制是一个老话题，我已经关注十多年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对这一话题感触颇深，“评价这件事情，有几个重点必须搞清楚。第一，评价标准谁来定？第二，评价究竟由谁来执行？第三，评价之后，究竟怎么用？第四，评价的作用范围、功能究竟是什么？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的存在也有其道理，但我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评价的问题。”

　　改革始于对评价权本身的反思，当单一标准难以衡量多元价值，当外行评审难以洞察内行深浅，评价权应归属于谁？用王贻芳的话说，大同行评审的体制如果不调整，“四唯”就很难“破”。

　　“太专业的东西，外行评审听不懂，就只能‘唯’。”他一针见血地说。

　　正如钟章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的那样，“评价一定是小众的事情，是学术圈自己的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评价权的“回归”：从行政化的“指挥棒”回归专业，回归用人主体手中。钟章队认为，标准，应交给专业组织来制定，实现真正的差异化；执行，应遵循“谁用，谁来评价”的原则，让最知人善任的用人单位自主判断。

　　这意味着，评价正从一个“管理流程”，转变为“识别与匹配”的动态服务过程。其目的，是沈志强委员所强调的“完成科研目标或重大工程任务”，而非追求评价本身。近年来，从“破四唯”到“立新标”，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政策层面“分类评价”“以用定评”的导向日益鲜明，正是在为这种权力的重构提供制度支撑。

　　这一重构，也体现在对“评”与“聘”关系的再认识上。钟章队提出对“评聘分离”的思考：“要把‘评’和‘聘’分开。‘评’是表示人才有这个水平，‘聘’是要干出业绩，跟工资、奖金、职务有关。”这有助于打破僵化的身份绑定，将水平认定与岗位激励适度解耦，从而激发人才市场的活力。

　　一场关于如何为创新人才培厚土壤的讨论，正在从理念共识走向机制设计的深水区。代表委员们的思考，聚焦于如何让评价的尺度，真正成为丈量价值、激发潜能的标尺，而非束缚创造力的绳索。

　　“要有更多的稳定性支持，把评价的权力和资源，交给专业的人。”王贻芳说。